杜嘉，《读库0601》-《读库0606》中“电影中的武器”专栏作者
因为许多渊源，我与《新京报》关系密切，很难说个“不”字。那天接到其文化部记者的电话，邀我周四去看一场《满城尽带黄金甲》，然后座谈一下观感。当时答应下来，过后觉得不妥。本来不是说好不凑那热闹的吗？《无极》以后，我就不看这些大片了，不花钱都不白看。《夜宴》时节，参加任何一个饭局，莫不在纷纷议论之，纷纷骂之。回家的路上，一个朋友嘴里还闲不下来，我对她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骂它都是赏脸。我建议大家坚持三不原则：不关心，不议论，不打听。一些东西就需要这样臊着。
难道，这次我要破戒不成？
天可怜见，两天后接到记者短信，观影时间有所变化，正好那个时间段我已有约在先，顺势辞了。我就像潘金莲，见西门庆没猫下腰拣筷子，便松口气，开始讴歌自己是个贞妇。好了，又可以保持对这些东西的守身如玉了。
令我对其产生绝望之情的，内因是他们生产的确确实实是垃圾，外因则是因为一个人：杜嘉。
杜嘉坚持不看国产电影已经十几年了，并且在这方面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文化法西斯，没有一点儿“君子和而不同”的雅量，见周围朋友有谁去看了国产电影，当即啐人家一脸雪花膏。大家见他极其当真，就更喜欢逗他，在酒桌上总是有意提到国产电影，杜嘉的肾上腺分泌速度就迅速赶上国产大片糟蹋钱的速度，两张薄薄的嘴唇也一刻不得闲了。
受杜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真的对国产电影的感情日益淡薄起来，然后看着一帮被骗进影院后开始骂娘的傻蛋，内心也有了一些优越感。
两年前，杜嘉坐出租车，司机开得飞快，一个急刹车，杜氏脑袋撞在前玻璃上，玻璃当即花了，脑袋当即破了。他却一股劲安慰司机，然后换了辆车走人。我们听到这一险情，纷纷问他，你有没有看司机行车证上的名字，是不是叫张术谋？那是张艺谋派他的亲弟弟来暗杀你的，让你埋汰人家。
今年八月份，我们共同的朋友张军结婚。新娘天性爱热闹，反宾为主，反倒折腾起贺客来。她准备了各种礼物分送不同人等，待杜嘉上台，念罢一篇深情款款的贺词——把我都感动得老泪横流，新娘拿出一个画轴，说是送给他的礼物，与新郎分持一端打开，让杜嘉念上面的字。那是两行颇见书法功底的字：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杜嘉念罢，新郎又撺掇他念边上的落款，是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个名字，杜嘉的反应真够快的，在这三个名字中间夹杂了几个爆破音，婚礼现场前排嘉宾的茶杯顿时就不用续水了。
写到这里，你大概以为杜嘉是个坚定的反影像主义者。不是的，我没见过比他看电影更多的人，十几年如一日，他基本保持了每天至少看两部片子的收视习惯，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每周四的内部放映，他十几年间也很少缺席，因为——“那种胶片的感觉”。我称他为“电影疯狗”，他能疯到什么地步？DVD时代来临之前，电视台播出了法国老喜剧片《虎口脱险》，画面质量上乘，但新的配音让人无法卒听，他便想办法找来1982年上影厂由尚华、于鼎配音的那个版本，用新版本的图象和旧版本的声音，一句话一句话地重新制作在一起，加上与其中音乐、音响的天衣无缝的组合。个中辛苦不必细说，这个“杜嘉版”绝对是我见过的《虎口脱险》中最棒的一个版本。
类似这样的疯狗举动还有许多，比如他积攒的电影海报，每一部电影，都有数十款。后来，他挑选那些版本比较罕见、画面优美、不靠堆积明星脸拉客的，出了两册《钻石海报收藏》，我担任责任编辑，这是那几年职业生涯中我出的最有面子的一本书。见猎心喜的我还主动为他的书写了序，里面有这么一段：“电影《不道德的交易》中，罗伯特·雷德福等一帮有钱人在参加慈善拍卖，当他们把价码加到五万元的时候，响起一个声音：‘一百万元’，穷小子伍迪·哈里森从人群中走出来。全是掌声，包括罗伯特·雷德福。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也为鼓掌的罗伯特·雷德福鼓了掌。他可以随便拿出一百万，但这一百万是伍迪·哈里森的全部家当，他是不敢拿出来的，但是他懂伍迪·哈里森。”
杜嘉就是伍迪·哈里森，把自己的所有都拿出来热爱电影。我们就是罗伯特·雷德福，只是懂他。
说到这一层，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他反对国产电影，只是反对拍国产电影的那些人。因为爱得太深，他看不得国产电影总是与垃圾为伍。每次饭局，听他痛骂那些杂碎，旁人老是产生终极思考：“那您说，到底怎么才能搞好国产电影呢？”
“很简单，把现在那些搞国产电影的人全部枪毙。”他迅速答道。
前些天吃饭，我深情地回忆了与他的定情之夜：那是在北兵马司胡同的一个小院里，1999年的夏日午后，一间被阴翳遮蔽的小屋，我和他穿着大裤衩，汗流浃背地聊电影，聊到一部很少被人提起的片子，《哭泣的大地》，那部伟大的电影啊，那两个伟大的演员啊，理查德·哈里斯和詹姆斯·琼斯，我俩激动得难以自持，相互揉搓着对方的毛腿，然后宾主双方又深刻交流了对其他电影的看法，等到意犹未尽地走出小屋，哦，夜已深。
此后，我就与他打得火热，我闯荡北京起初几年的业余生活，基本都是与他一起晃悠过去的，一起去新街口买碟，一起组织朋友吃饭，被他拉上网，一起混“饭局通知”。如今我们见面少了，从原来的每周聚三次稀疏到现在每月聚三次，究其原因，主要是怪我，一，买碟少了，二，朋友多了。
而杜嘉，还是困守着他的那些碟，那些老哥们。你永远不要指望他会丢掉那些东西，会丢掉那些人。没错，前面我已经用过这个词了：十几年如一日。他十几年如一日地穿着一双方口布鞋，背着一个军用挎包，戴着那款老卡西欧电子表，即使不下雨也带把雨伞因为怕同行的女孩淋着，即使不抽烟也塞包中南海因为怕朋友一时断了炊，手机丢了就去金五星再买一款同样的，饭馆搬家了就跟踪到新地重新吃起，吃饭永远点最便宜的啤酒，喝酒永远是和同样几个人——除非对方主动替换。
我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当然。因为我们认识已经有十九年了。说到这里，你也许不相信，我俩是大学同学。你更不会相信，我俩大学四年说过的话没超过六句。所以我会把我们的定情之夜定为十二年后的那个夏日，那其实是我们的第二次握手。
杜嘉上大学时——那可真够轴的，除了几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坏天气，他基本没有在宿舍住宿过，每天都要倒若干次车坐几十分钟赶回家中。和同学也丝毫热络不起来，我俩说过六句话，都算多的。定情之夜后，我知道了，他之所以着急往娘家跑，是因为家里有录象机，可以看片子。
后来，成为真正的朋友之后，一个十几年的谜底才终于揭开。当年的大学生一入学就要去军训，就是在军营里，当我们还在摸着被剃光的脑袋嘿嘿傻乐时，杜嘉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人被体制化的过程和结果是多么可怕。就是从1987年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下定决心，毕生要与这种把人改造成机器的体制相抗衡，绝不接受，绝不妥协。于是他从此离群索居，自得其乐，宁可沉浸在电影中。他后来给自己起的笔名叫“托托”，不是《小英雄托托》中的托托，而是《天堂电影院》中的托托。
听他讲述到这里，我内心的震撼无以言传。这样的决心，中国有过多少个青年，就曾有多少个毒誓，但真正做到的，能有几个呢？毕业后这十几年，杜嘉蜗居在一家单位，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本分，不去琢磨职务，不去追求职称，不去逢迎上级，不去迎合同僚，自己退缩到很小的一个角落，却拥有很大的一片天空。
做到这一点，容易吗？老实承认，我做不来。后来有人聊起星座，说到水瓶座。我想到杜嘉，马上说，这个星座我熟悉，又柔弱，又坚定。
如果可以这样以偏概全的话，我还要说，水瓶座属于很温柔，很清醒的那种。比如，杜嘉是个武器发烧友，特别是电影中的枪械舰船，他真的是如数家珍，还能看出许多道道来。《读库》出了一年，唯一形成每期都有的专栏的，只有杜嘉的文章。我曾对他说，你这个战争狂。他马上纠正，错，我只是军械爱好者，绝对不是战争狂。只要是真正的武器迷，就能知道那些武器是多么可怕多么残酷，就会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哦，原来如此。我大点吾头，再看到网上有愤怒的年轻人说什么千军万马打到台湾，宁肯牺牲自己的小肉体之类的狂热言语，我就冷笑一声，想他肯定不知道牺牲和死亡意味着什么，他为什么就没有宁肯牺牲自己的小肉体，来换取两岸间和平的想法呢？
对了，我写的是吃货系列啊，该说点吃吃喝喝的事儿了。先说杜嘉的酒风，虽不浩荡，但十分绵长。不管你如何冲动，他喝酒时永远保持着自己的节奏，但最后算下来，一点儿也没少喝。他就是那样慢慢抿着，可以抿掉一口井。如果你提议转台接着喝，他也会“呵呵”干笑两声，陪你到天明。有时候，只是几个体己的朋友，说一些很深的话题，我一杯酒下肚，抬头看一眼，会见到杜嘉的眼中，有泪光闪动。
还有不可不提的杜家炸酱面。那是杜妈妈的拿手活计，杜妈妈爱张罗，杜嘉也经常把狐朋狗友邀至家中，那是人艺一栋老家属楼，高大阴凉，水泥地已经被拖得宛如大理石界面。杜妈妈先把酱炸好，菜码切得，然后开始煮面，此时杜爸爸并不出现，因为煮面的速度赶不上这群客人吃面的速度。
有一次，杜妈妈一边搅动锅里的面条，一边面带微笑看着狼吞虎咽的我们，关心地问我一些个人问题，我急忙打断她：“阿姨您不要让我分嘴，要不这一轮面条就没我的份儿了。”
就是那顿饭，我们干掉了三斤面条，共是四个人，其中还有一个女孩——不过在吃面条的时候，我并不能确定她是不是女孩。
炸酱面后，我们诚恳道歉，因为杜妈妈要去菜市场再追加些面条，好让家里也有饭吃。然后，几个人挺着圆圆的肚子，缓慢地下楼，向下一处酒局地点挪去。
行至在东四繁华的街道上，我突然看到了一家冷僻的小店，匾额上写着“修钢笔”，门玻璃上挂着“周五学习，不营业”的牌子。几个吃货议论纷纷，这样一家过时的小门脸，还会有生意吗？
唉，管他娘这么多呢，人家这不也活得好好的嘛。我咂摸着嘴里的大蒜味，想这真是美好永恒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