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 ，《读库0602》中《故宫改建计划始末》、《读库0604》中《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两文作者

2005年春节刚过，我收到王军的E-mail，是一张照片，他在2004年完成的最重要两部作品被摄入其中：一本《城记》、一个儿子。

那一段时间以来，我接到他的电话，多是通报《城记》获各种年度图书奖以及其他语种版本即将出版的消息。我对人吹嘘最多的一点也是，《城记》作者王军是我的大学同学，十几年前住我隔壁宿舍。好不有面子。

王军，贵州人，苗族，体型属瓜球蛋系列，头型像猪，小眼睛在眼镜后面闪着狂热的光，得绰号“小肥”，十几年没变。又因其喜欢大笑，且笑声爽朗，所以我用了一句很恶毒的话形容他的笑容：一张猪脸笑得稀烂。

这全是因为我对他的嫉妒。

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新华社工作，长期跑经济报道，而市政建设，无疑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经济热点，而小肥本人又对建筑领域有着天然的热爱，所以这些年下来，他为保护文物古迹鼓与呼，见民众在野蛮拆迁中的血与泪，像文化名人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著名的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号院被拆时的惨状；像某地的老百姓见到他前来，以为新华社记者能为民做主，呼啦啦跪倒一片时的情形，这些就不再提了。

王军的太太是低我们两届的师妹，这两口子是我心中的神仙眷侣，他们都喜欢建筑这门凝固的艺术，喜欢记录和探究真相。只要有空，他们就开车去各地寻幽探微，寻觅被现实遗忘的古寺荒斋（那里荒凉到经常是看守若干年都没有见过其他活人），然后用影象和文字记录下来，这些也不用提了。我只记得他们两口子在三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记录下江边最偏僻小村的变迁，有一个移民后的乡间老人说：“听不到江水声，我夜里睡不着。”

这样的话，诗人都说不出来。

出于对梁思成的热爱，以及对北京拆除城墙的遗恨，王军着手研究那一段历史公案。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探访相关人等，在图书馆和档案馆翻故纸堆，剥茧抽丝，条分缕析，见微知著，积累了大量资料。在这些年间，我屡次听他眉飞色舞地聊起他的研究发现，以及对即将写作的书的激情憧憬。也曾经去过他的蜗居，在只能容下书、资料、电脑和屁股的地方，看了他的几章草稿。出于私心，我嫉妒地表示了淡漠，但出于公心，我得承认这是一本有价值、有功德、有公信力的好书。

大约是从1999年开始，他进入闭关阶段，着手写作。在抵制种种诱惑的过程中，时间熬到2000年的某个夏夜，他将全书五十万字写就，然后拉我到长安街上的一家酒吧豪饮。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我知道了什么叫自惭形秽。看着那张长期战斗后突然松懈下来的猪脸，我发觉自己，以及与我类似的其他人，这一把年纪都活在狗身上了。

经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审读后，书稿被三联书店相中，经过痛苦的删改修订，压成三十万字。然后是种种的意外和痛苦的等待，终于在2003年底将书出版，名曰《城记》。

除了这本书，王军还做过许多让北京那些吃人肉不吐骨头的贪官污吏和开发商大为头疼甚至恼羞成怒的事情。而他自己，也同样为这座还在逐渐消失的古都伤怀不已。他接下来要写的是《城记》续集，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城被拆的历史。

什么是记者的权力？米兰·昆德拉曾经回答：问的权力。惜乎大多数中国记者并没有学会质疑和质问。在这方面，王军堪称榜样。他对建筑大师抱有膜拜般的敬意，1999年，当有机会能采访到贝聿铭时，他甚至兴奋地打电话向我炫耀。但那次采访过后，他写的报道依然是，建议保留故宫屋顶上面那片天空的贝聿铭，用他设计的西单中银大厦亲手打破了这片蓝天。

这种正义感甚至贯穿在他的生活中。这年头许多编辑记者仗着自己外语好、能较早看到外刊，就做着二道贩子的事情——于是有人建议《三联生活周刊》改名《三联生活译刊》。更有甚者，有的人直接把新华社资料库里的文字大段拿来就用，也不注明出处。这事儿要让我看到，顶多编个顺口溜笑笑：“编辑编辑，编造收集”；但发生在王军身上可就不行了，他发觉三联的一个朋友做了此事，即刻与人家划地绝交。这小肥，一点面子都不讲。

从某种角度来看，王军的人缘并不是特别好，至少和他在一起是一件很累的事情。这不仅是由于他的火爆脾气和徒劳的正义感，更是由于，只要开口说话，他讲的全是社会上一些令人气闷的事情，让你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

这便是他不识时务不合时宜的地方：在这个年代，人民需要的也许只是痒痒挠，而不是催泪弹、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