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11月9日13：30-16：30
地点：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书店
张立宪：大家下午好。感谢涵芬楼书店为我们把这块地方腾开，把座位摆上，如果一会儿人多大家就往前坐，如果再人多可能就要席地而坐了，请大家爱惜身边的书。
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一百一十一年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祥地。我们这套做了三年的小书，在这里搞读者联谊会，我是非常惶恐，就把柴静姑娘拉来助拳。好在在座的人，即使彼此不相识，也已经很熟，那就不用客气了，我们开始。
柴静：《读库》三年，你之前也有和读者见面，今天有什么不同呢？
张立宪：今天来的时候，我心里并不紧张，很踏实。因为已经有了三年，一千多天的时间，来为今天这几个小时做铺垫。我不知道今天来的各位，有哪位当年参加过2005年11月的某一天，《读库0600》在三联书店二楼的“非法”销售活动。那天我没有想到来的人那么多，把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弄得无比愤怒，因为我们的规模已经大到影响了人家正常的营业，也没有给他们打招呼。后来，由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苗师傅和三联书店的潘振平老师为我担保：老六不是坏人，《读库》也不是坏书。我们才能够进行下去。
我就像一个在路上的人，走着走着，停下脚步来，问自己怎么走到这儿了，怎么变成这样了。经常有这样的疑惑。《读库》这三年，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说我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蓝图来做这样一本书，貌似很清晰，但实际上并不是胸有成竹。三年来《读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一开始的我并没有想到的。
柴静：比如说？
张立宪：今天估计在座很多都是八零后的小朋友，当年我在编《读库》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八零后的读者。
柴静：为什么呢？你觉得年轻人不会看得懂？
张立宪：可能我那时候自己有问题，那时候我对八零后充满了成见。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和太太去北外和民族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邻桌坐了很多人，有一对老人带着七八个同学，我估计是这一对老人来北京看自己的孩子，带着孩子同宿舍的人或者同乡来饭馆吃饭。饭桌上就见我们这些同学，或者是手拿手机头也不抬地不停发短信，或者是仰着脑袋像我一样思考人生，或者是像我和柴静一样交头接耳探讨人生。这两个老人给这个孩子倒茶，给那个孩子盛饭。这些同学连欠身致意都不会做。看得我怒不可遏，饭也没有吃好，我和太太就离开了。我跟王小峰陈晓卿这些老男人吃饭的时候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带八零后来。
柴静：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是老男人饭局中最年轻的。
张立宪：柴姑娘是七零后，我们的门槛对她就低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八零后在社会和现实中越来越凸现出来，我和八零后的接触也越来越多。当我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说，像你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同龄人，那一桌人并不代表所有的八零后。并且八零后是能够明白道理的，只不过是因为此前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不知道在那个场合不应该让老人给他们盛饭。只要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偷这个懒，也不会在乎这点力气，也不会没有这种自觉性。所谓懂事，要先懂得事理，才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说到八零后，我们不能拿一个四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人比，如果拿我的当年和现在二十岁的人相比，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可爱，眼界更宽，更有活力，甚至更成熟。2008年，我强烈的感受到，《读库》的读者在悄悄地增容。原来我自以为《读库》只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感兴趣，才会买来看，但是现在八零后读者已经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群体了。
柴静：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是你真的想法，不是为了讨好他们。
张立宪：没有，他们需要讨好吗？
还有一个变化，可能是我一开始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很机械。我现在慢慢明白了，《读库》不是作为单独独立的一本书来存在。它应该是和网络、和其他的书并存在一起的。
柴静：这怎么讲？
张立宪：怎么讲呢。经常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读书了，我想，绝对不读书的人肯定没有，绝对只读书的人也肯定没有，他会有很多的时间用来上网、玩游戏，同时用一些时间来读书。如果把读书和生活中的其他行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是自己的思路有问题。
另外一个，对读书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有看《读库》才是好的，人会有多方面的阅读需要。《读库》作为一本书，能够和其他的图书一起陪伴大家的阅读时间，而这些阅读的时间又是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部分。
柴静：本来这是一个常识，涵芬楼这么多书。
张立宪：但是一个出版人往往会有很自恋很极端的想法，认为只有自己的书才是最值得看的。我自己在三年来所受的教育非常多非常多，匡正了一开始我很多狭隘、偏执的想法。
柴静：类似怎么讲？
张立宪：一个出版人能够学会一些出版和传播常识，并且执行出来，就非常了不起了。我三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这一点。
《读库》不是我一个人的，《读库》真的是读者、作者和编者之间共同打造的一个平台。我的很多变化来自作者，也来自广大读者，包括我的一些编辑理念和自己生活中的观念。三年的《读库》，摆在一起也有很长的一排了，我相信许多读者看了三年的《读库》，也应该得到一些教益，自己的性格和人生观念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的作者也是这样。“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
到现在，我觉得我在这套书里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像《暗恋桃花源》里的那个剧场管理员一样，我只是负责把这个剧场打理好，灯泡换好，卫生搞好，为前来演出的剧组开门、开灯，为大家服好务。这个剧场能演出什么风格的戏，那些跑江湖的班子经过三年时间已经知道了，来这里买票看演出的观众，也已经知道了，他们进这个园子能看到什么样的戏。这是我们三方共同努力了三年，逐渐形成的格局，我很喜欢这样。
柴静：你能找出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标准吗？到底是什么？
张立宪：抱歉，请允许我拿本书出来。《读库0605》有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话剧《暗恋桃花源》，我当初编辑这个稿子的时候并没有多想，但是过去两三年之后，我突然想到这一段，我来念给大家听。
当时，《暗恋桃花源》的排练是在赖声川的家里。其中有一段，江滨柳和云之凡老了的时候在医院见面——他们的戏整个排练就是一个即兴创作。丁乃竺和金士杰排这段戏时，是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下午，导演赖声川给的指令是“不准哭”，因为他内心的构想中，这一场最痛苦的戏是不应该有眼泪的。这一对情人已分手四十年，再碰面他不希望看到涕泪纵横的场面，也不要洒狗血的对白，两人的见面应该是怕生却又亲切，客气而又能真情流露。
于是丁乃竺和金士杰就根据指令展开即兴，这一对久别的恋人，一见面竟滔滔地说了很多废话，却表达不清角色内心的种种。可是赖声川说：“我很喜欢，我就要这东西，我喜欢这种琐碎的感觉，因为三十多年未见面的情人，用再华丽的语言也无法理清心中的一切。”开始试了几次，导演觉得不错，但似乎还不完全对，于是导演要他们按前面的即兴再走一次，只是这一次在中间时，导演要丁乃竺所饰的云之凡向金士杰所饰的江滨柳起身告辞，同时要江滨柳叫住她，问她这些年可曾想过他。 然后，突然开始了剧场里极为特殊的一刻，照此指示即兴到这一刹那，金士杰和丁乃竺都突然进入一种无法言喻的情绪，演员一时之间完全了解到那场戏所代表的一切——三十多年、大陆、台湾、一生、命运……他们开始流泪，很自然地泪，接着缓缓说出了心里话。这场戏一排完，在场没有人敢出声。 丁乃竺在回忆这一段情景时说：“突然间我们似乎触碰到一个核心，一个庞大的东西……”赖声川也说：“是在场的人专有的一种享受，我们都触到了一些很深的情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想的是，这是很难得的情绪，所谓人性中很根本的东西。《读库》一期有三十多万字，一年下来有一百多万，这其中如果有一百多字，能触碰到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就足够了。大家一年花一百八十元买《读库》，只要有这一百多字，就足够了。
牟森老师摘过大仲马的一句话：历史只是一个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我希望《读库》也是一枚钉子，楔在墙上，大家如果能把自己的灵魂在这里晾晒一下，就可以了。
柴静：在《读库》出来之前，也有类似的读物，但我们很少看到用这么大篇幅来说一件事情。
张立宪：我相信我们的读者需要这种篇幅，篇幅太少不过瘾，太不解气。我再举个例子，我现在正在编辑《读库0805》，第一篇文章是写盲人歌手周云蓬的，用了三万多字，后面还搜罗了周云蓬当年作为文学青年写的诗。我不认为这三万字显得多。我们的作者跟了周云蓬半年多，他的排练、演出和生活，他周围的人，都采访了，得到了读者想要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就需要这种篇幅。
柴静：很多人学的是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你为什么要下笨工夫呢？
张立宪：因为……我觉得聪明非常容易实现，但笨很难实现。好了，那我们就去做一些比较难的事情，谁让我们贱呢？就要做更难的挑战。我经常爱吹牛，炫耀我和一些名人的关系。说到兄弟的台湾朋友，几年前我会喜欢罗大佑、李宗盛、朱德庸这样的人，到现在，我可能更喜欢的是黄永松、谢英俊、舒诗伟，这几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是用个位数来计算的，不一样的是后者比前者更笨。舒诗伟在美国留学、生活了十一年，回台湾后在大学里教书。1993年，他去台湾农村考察，此前他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此后在乡间一住就是十五年，再也不回城市了。他一直在农村，和农民解决一些台湾的“三农”问题，一直到今天。这就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读库》三年来给我的体会。至于说更具体、更细微的东西，我相信大家看这本书能够感受得到。我现在已经沦落成技术流，我更相信技术，怎么从技术细节上来实现一本书。如果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本书技术上的小小进步，当然很好；如果感受不到，更好。
柴静：六哥讲讲你所说的技术怎么理解？
张立宪：如果讲起来，恐怕就要开一学期的课了。怎么实现稿件的配置和版面的呈现，这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
柴静：拿出细节来说说。
张立宪：我昨天晚上刚去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读库0806》的头条是写一个老画家王叔晖，中国工笔仕女画的巅峰人物。老太太终身未婚，抽了一辈子烟，画了很多美好的仕女形象，《西厢记》、《红楼梦》、《孔雀东南飞》，都是她的作品。老太太一辈子不喜欢拍照片，也没什么人采访过她，写过她。后来一个读者在网上告诉我有一篇文章叫《王叔晖传略》，强烈建议我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几经辗转，我找到了，才知道网上流传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删节版。这个人是王叔晖的徒孙，王先生在北京租房的房东，是这个人的祖辈，他每天都要去找老太太请安、搬煤球、学画，几乎是对王叔晖了解最多最深的人。他把他的足本给我看，两万多字。这篇文章真的是不可多得，像王叔晖先生这样值得纪念和留存下来的人，这篇文字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作者自己也说，再没有别人这么接触过老先生。
我在和他编辑沟通的过程中，又对文章中的很多细节做了讨论。我们想把王先生更多的作品展示出来，除了这篇文字，她的艺术成就也同样重要，我们要在《读库》里把当年她画的精美绝伦的工笔画印出来。昨天我先去作者家里搜罗他手头王先生的画稿——她当年的手稿已经流失了，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是不同版本的连环画等出版物。我们就不同版本的印刷工艺和细节对比了半天，王先生画画的一个特长是“丝”头发——“丝”是动词概念，但我们大部分的印刷品都体现不出头发那种丝丝缕缕的精微感觉。我们就找不同的版本，有的可能印得好一些，但是纸是透的，有的纸好，但是质感完全不值一提。昨天做了很多这种工作，也不是很满意。我又通过关系，找到了挖掘、整理连环画的上海大可堂公司的老总。在座如果有连环画迷，应该知道大可堂，他们整理了很多经典的连环画，用宣纸线装印刷。我找到了他们的老总，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他们手里的最好版本。
从读者提供线索，到找到这个作者，和作者就稿子进行交流，想尽办法在版面上有个比较理想的呈现，这个过程其乐无穷，享受无穷。
柴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你说的乐趣，大家听的时候觉得你花了很多的心血。
张立宪：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有苦和累的感觉。在我生日的那天，喝完酒，我和柴姑娘在回去的路上，我和她交流的是做编辑的快乐。每当拿到一个好的稿子，我会有一种……一个人终于有一个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饿的时候，最想吃的时候，再把它捧出来。我拿到一个好稿子后，会非常兴奋地藏起来，像自己的一宗财宝。有时候在外面做了一天很烦心的事儿，想到家里有篇好稿子等着我去编，就觉得路上有了奔头；或者把一篇好稿子一直养在那里，等到自己精力最好、最有状态的时候来拾掇它，那种等待的感觉也是很美好的。
柴静：那天我问六哥，你写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做了《读库》的编辑，哪一件事更让他感到快乐，他说是《读库》。
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一种非常随意的写作。写的过程中，我也没有拿自己当一个作者一个作家，后来卖得不错，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作家，或应该当作家。我认为自己的第一职业——也许是唯一的职业，就是一个编辑。我会为编辑生涯中种种的年少轻狂而感到忏悔，现在来还债。我编过很多书，很多很烂的书。我很多的编辑理念和手段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在一边学习一边还债。这种感觉很快乐，一个改过自新的人，很快乐。
柴静：《读库》所有稿子中，字里行间你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但是这些文章和你没有关系，作者不是你，创作者不是你……
张立宪：这个不重要。《暗恋桃花源》可能有一万个人看过，但可能也就一千个人知道赖声川吧，可能知道金士杰、知道丁乃竺的人就更少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出版之后不属于我，《暗恋桃花源》演出之后也不属于赖声川。我们看《读库0605》，上面印着《暗恋桃花源》的这么多职员，比如“身段动作指导”，台湾版是刘光桐，大陆版是严锐，有人知道他们吗？但是这部戏让大家很享受，这群做戏的人也很享受。
柴静：如果仔细看《读库》，会发现很多作者是大家很不熟悉的，你是怎么样把他们从沉船中挖出来的。
张立宪：鱼找鱼，虾找虾，癞蛤蟆找青蛙。我们这个码头在吸引属于我们的戏班子，他们知道我们这里唱什么戏，他们一番献艺之后也丰富了我们的码头，我们的观众也知道能看到这种戏。我们一开始，就努力排除那些很有名的人。
柴静：为什么？
张立宪：因为我觉得，第一，很有名的人，他已经被掏空了；第二，因为他太有名了，他给《读库》写，也可以给别人写，《读库》上的东西，对于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不是最好的；第三，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不稀罕看到这些东西，不在乎他们的名气。我的这个判断从一开始就很坚定，所幸大家支持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