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请《三联生活周刊》的李鸿谷为我们的员工讲座采访心得。李大人举了个实例，吴若甫被绑架。如果我们要做这个新闻，都可以去采访谁？战士们纷纷说，他被绑架前最后见到的人啊、他的家人啊、饭馆的服务员啊、车场的看守啊……李大人最后得意地说：看，没有一个人想到去采访吴若甫。

正因为有难度，正因为不可能，才更有采访的必要和价值。李大人告诫了一条新闻采访玉律：接近核心信息源。

《读库》接到的第一篇自然来稿，是张铃小朋友评《穗子物语》的。写得很好，但我想来想去，觉得《读库》的书评部分尽量不要是纯粹的书评，而应该接近作者或译者、编者，得到第一手的材料。所以我给她回信说，还是等机会，直接接触严歌苓本人吧。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年的情人节，我便有机会见到了严歌苓。

当初邀请东东枪采写郭德纲的时候，我劝诱他，哪怕只是写一篇文章，你也要拿出写一本书的精力来进行采访和写作。我将这种贱劲称为“高成本采访”。后来在一次酒局上，我对胡纠纠说，一些记者，也许采访两三个小时就能写出两三千字的稿子，我希望《读库》里面的稿子，也许只是两三千字，但它至少是采访两三周才写出来的。

对胡赳赳道貌岸然地说罢这番话，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的所做所为。事实上前不久我完成的一篇阎连科访谈，也是采访了两三个小时，写出了两三千字的稿子。一个人，怎么可以拿双重标准区别对待自己和别人。于是，我就将本来拟刊于《读库0602》中的这篇稿子撤了下来。——现在再又附在后面，供大家批判。

和严歌苓接上头以后，我问了一下她在国内的时间安排，对她说，希望你能至少拿出半个月的时间给我。我来和你面对面交谈，记录你的话；并且我要做你的三陪，记录你和别人说的话，以及你的不说话。

她接受了我的要求。

接下来是时间问题。《读库0601》的出版，让我忙得六脚朝天，没有看完她的所有作品，没有时间做第二次、第三次的访谈，尽管已经做了至少六次三陪。按照计划，她三月十五日就要出国了。我的心充满惆怅，就像那弯弯的月亮。

但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瞧，好运气总是属于舍得下本钱的人。严老的行程不断发生变化，终于让我的访谈做得比较充分。但一旦写起来，总觉得依然不够，于是，这篇稿子至今仍然难产，我每次见到严老，仍然要预约下一次的访谈。

附：
阎连科把自己写崩溃了
张立宪

    “我越来越感觉到人活着的没有意义，直接导致了我对写作本身的怀疑和崩溃。”

十年前，河南作家阎连科听他的同乡、民间防治艾滋病的高耀洁大夫讲述家乡农民卖血时的情形。
血头开着农用三轮，来到田间地头，唤来在地里耕作的农民：卖血吗？给现钱。

卖粮食只能拿到白条的农民马上被打动了。抽血就在现场，五百毫升，抽完就给钱，少的给四十，多的给一百二。

刚刚失去五百毫升鲜血的农民感觉有些头晕，担心自己走不回家。血头就把农民大头冲下抱起来，摇一摇，晃一晃，像粮食口袋一样墩一墩，然后放下——这个动作被称为“倒倒血”。农民感觉好些了，就继续下地劳动，然后回家。

那个场面给我的印象太深刻，太痛苦了。就是这样一个细节，打动了我，我当即做出决定，“要关注河南的艾滋病。”阎连科说。

时至今日，由他创作的一部以河南艾滋村为主题的长篇小说《丁庄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最好的作品

小说的素材来自阎连科2003年去走访的豫东某村。同样是在十年前，他按照高耀洁老太太提供的名单，资助两名艾滋病儿童上学。刚供了三四个月的钱，就接到信说，不用寄了，孩子都死了。等来到这个村庄，他才发觉当年资助的那两个孩子就是这个村子里的，那个家庭如今已经全部消失。当时，这个有九百多口的村子，已经死掉四十多人，还有许多艾滋病患者因为交不起四百多元的费用，病情不能确诊，只能自生自灭。

河南的卖血高潮是在十年前，当年卖血的年轻农民在步入三四十岁后，艾滋病结束潜伏期，开始发作，一批青壮年的生命陆续凋零。如今，卖血基本得以控制，患者得到确诊和治疗，病痛和死亡时间得以延缓，“你看艾滋村里街头上跑的那些孩子，放心吧，他们肯定没病，因为被感染的孩子度过潜伏期后，已经死了。”

但那些死去的人呢？要被湮没在时间和记忆中吗？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河南就是重灾区，可那场灾难到底死了多少人？是怎么死的？天灾还是人祸？至今没有真实全面的记录，那么重要的一段历史，却是空白的。艾滋病，河南同样是重灾区，可到底有多少人得了艾滋病？死了多少人？同样是没有真实全面的研究和记录。我是河南人，那些卖血、得病、死去的人，就像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所以我必须要去。”

阎连科和一个美籍华裔医学人类学家一起进入那个村子，并冒充是那人的助手，展开了各项工作。在两人的努力和斡旋下，有关部门抽查一百位村民进行检查，结果有八十个确诊患病。村子里只有一个文革期间培养的赤脚医生，不敢一下子把实情全说出来，便陆续通知有患者的家庭。第一批通知的有三十多人，一时间村子里一片哭声。

“我不是官员，不是记者，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也不是散文家，我没有能力得到全面的数据和资料，我只能写小说。”阎连科表示，《丁庄梦》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随笔，与那些报刊上的新闻报道不同，这部22万字的小说反映的是从生到死的绝境中，人类的心理内核和生命情感。

经过七次深入走访，如今的阎连科已俨然一个艾滋病专家，不管是病症知识，还是防治措施，都倒背如流，但他表示，小说中并没有充斥着医学知识，“我写的不是病，是人。是一对夫妻、一个村庄、一代人的情感和生命历程。”

四十八岁的阎连科迄今已经有五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平系列”、“耙耧系列”，四个系列洋洋大观。作为公认的高产作家，他有过“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写作激情，并一度使得全国的文学期刊到处都是他的小说。

2005年，阎连科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所能做的，只能是无论小说还是散文，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少写点就一定少写点。”回视创作道路，他只举出三部自己心目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日光流年》、《受活》，以及这部《丁庄梦》。

“而我最好的作品，就是自从和那位专家去到村子里之后，由于我们的鼓动、普及，那里没再死过人。”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主角缺失的年代

“我笔下的角色，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艾滋病人。”就像那些病人的家庭，刚得到确诊通知时放声大哭，半小时后，一切正常，将有生之日活掉。

阎连科的这种视角与其他来到艾滋村的许多人不同。他认为许多进行捐助和报道的人带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并未真正体察艾滋村里生者与死者的内心和灵魂。就连与病人的握手，以示没有隔阂没有嫌弃，都似乎像一种作秀。“真正的农民，谁会跟人握手呢？”

他要了解的是人们面临死亡时的真实情感。而真相的触目惊心及其背后的缘由使他对那种绝望感同身受。所有第一次去艾滋村的人，见到那里的惨状，几乎都忍不住要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但过不了多久，那些接受他们采访的村民提出要钱，许多人的同情便转化成厌恶。“这时，你能否依然想到，他们是最无奈、最无助的一群。当得知自己被宣判死刑时，他们只有坐以待毙。他们也想活着，却知道自己没几年活头，他们当然充满仇恨，却不知道敌人是谁。”

死亡面前，人性中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暴露爆发出来，“遗憾的是，我看到的缺点和丑陋的一面更多一些。”阎连科要探究的是背后的问号。

那些卖血的农民，将血抽在盆里，然后往里面掺啤酒。这当然很丑恶，可为什么他们五百毫升的鲜血就值几十块钱？为什么他们耕作一年交了公粮却只能拿到白条？当一个小伙子或姑娘得了艾滋病后，他的家人、街坊邻居，都会想方设法为他隐瞒病情，帮助他娶到外面的老婆或嫁给人，然后传宗接代。这样自觉的集体隐瞒，是为了什么？——没有人去想这些为什么。

我们老是说要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问题是，真正的老百姓从来就不在火热的生活中间。几十年来，一场场的运动，都不是老百姓能真正参与的，那些所谓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作品，处于最底层、占有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都不是主角，它们反映的也并不是与老百姓有关的现实，干预的不是老百姓的生活。”

阎连科要让这些人成为他作品中的主角，描摹他们的生存与死亡，他们的爱与欲，他们的苦难和绝望，他们的尴尬与挣扎，以及他们的丑恶和麻木——因为没有任何人给他们一个变好的条件，所以麻木就成为他们唯一的武器。

“问题是，我们也麻木了。我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就把这一大群人丢掉了。”

刻骨的疼痛感

    在一次创作谈中，阎连科曾把小说创作归为“写一种奇迹”：把最不可能的事情写成可能的事情，是对一个小说家的最基本要求。他将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的散淡与诗意，称为“淡化的奇迹”，而他所书写的，则是一种被“浓化的奇迹”，浓墨重彩地表现一种激情，一种重压和绝望下的命运。
    有人总结他小说中的人物，总是处于一种“生死临界点”上，架构在一片废园和废墟中。而身患艾滋病，坐以待毙的贫困农民，正是一种被高度浓化的生命状态。
    如果批评一部小说，阎连科就会说其“缺乏某种切骨的疼痛”。他坚持认为，有一定长度和深度的作品必须要有一种情感，或者说必须有一种疼痛感。有多深的情感，就有多深的疼痛感。这种渗入骨髓的疼痛感，才能走入人们的内心、灵魂，引发广泛的共鸣，并和民族的血脉和命运息息相关。
    “艾滋病问题，可以说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民族的必然疼痛。”
    而对那种疼痛感的深入体察和真实描摹，使得他感觉“把自己写崩溃了”。
    “我越来越感觉到人活着的没有意义，直接导致了我对写作本身的怀疑和崩溃。我更客观地认识了所谓人情人性，也对其充满失望，感觉到人生莫不是在通向死亡，生活的意义越来越小。”《丁庄梦》的写作，使得他的写作和生活态度都产生了很大困难，阎连科陷入一种灰黯的心境中不能自拔，他甚至怀疑自己至少短期内不可能再写出东西来了。
    那个村庄土地贫瘠，农民一天只能吃两顿饭，而确诊患有艾滋病的人，也只能领到一袋面和十斤油。庄稼必须要浇水，浇水就要开动柴油机，将地下水引上来。而那些患病的农民，已经没有力气发动柴油机，并且，浇一亩地需要十块钱，所以那些土地就荒废下来，大家就更没有粮食吃。阎连科听说可以用电动机引水浇地，这样每亩地只需三块钱，他便撺掇着为农民引动力电、买发电机。所需的十万元，他和出版社各自出一半，可钱出了快两年，因为各种莫名其妙的原因，电还是用不上。
    目前，河南艾滋村里的患者，已经有条件接受鸡尾酒疗法，他们用的是一代疗法。眼看有的人用了几年药后，身体产生抗药性——在喜欢饮酒的豫东农村，抗药性往往会更早产生，一些患者自暴自弃。阎连科依然劝他们好好活着，尽量多活几年，哪怕是为了家人，为了孩子。“我对他们说，不要怕抗药性，等你产生了抗药力，那时候也就有新药了。你吃的是第一代，如今美国已经有了第六代。他们就听了。”
    美国确实已经有了第六代，但那些患者能否用到？情况会不会有新的转机，新的希望？阎连科不知道。
    阎连科为自己的这部作品做广告道：“害怕心灵痛苦的人不要来看这本小说”。

《丁庄梦》，阎连科  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