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修复母语——“读库·老课本”丛书分享会
主持：张立宪
时间：2011年10月11日14：00-16：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北京市朝阳区七九八艺术区内）
现场图片请移步：现场图片报道
现场文字报道PDF版本下载：老课本编辑报告PDF版（有好几个按钮，多点几个总有合适的）
现场音频请移步：“读库·老课本”丛书分享会音频 （请忍受前面30秒的广告和大部分时间的黑屏）
张立宪：大家下午好。很多朋友埋怨我们，为什么选周二下午来做这个活动。但场地实在很难找，也是因为这个时间，很多前辈、朋友、同学没能赶过来，确实很遗憾。大家既然来了，就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放松的下午，我来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做这套书的过程和一些故事，来接受大家的检阅。
昨天开始，我就着手准备一个PPT。我们的PPT永远是那么简陋，请大家过目——老课本编辑报告。
在2010年的第一期《读库》上，我们做了一个专题，名字就叫“老课本”。事实上，我拿到这个稿件的时间是在2009年的夏天，看到之后，非常震撼，在此之前我也很少接触老课本。在编辑这个专题的过程中，我越来越难以克制想了解它、接近它甚至亲近它的愿望，后来通过一些朋友，了解到对老课本感兴趣的人很多，民间收藏老课本的人也很多，甚至有一些专业的旧书市场，这些老课本在其间流转。也有很多人在做老课本的研究，他们身份各异，但作为民间研究者，他们成就不凡。比如无锡的王星老师，他的本职是教育局的官员，他就在写一个专著，有关老课本中的无锡籍作者——他就专门做这个题目的研究。这是我前年开始，才慢慢了解的一些事情。
大概两个月前，我们把这套老课本做了出来，我拎着一整套书找我们的摄影师石林拍照，她的摄影棚就在七九八里面。她一看就说：“天哪，这套书怎么做成这样了？”在此之前，我已经跟她描述过很多次，但见到真书，她还是有些吃惊。她的这个问题让我一时难以回答，当初我们决定做老课本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最后会做成这样。现在回想起来，却又觉得每一步都是“非如此不可”，都是必须的。做成这样的规模和体量，以及用了这么长时间、有这么多人参与进来，每一步都是必不可少，只能这样来做。
《读库1001》的“老课本”专题中，作者邓康延先生抒发了自己关于老课本的感受。我节录几段：
民国年间，兵荒马乱，但教育未废止。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
民国小学老课本，是吾国吾民推翻数千年帝制后自然生长的童年，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
老课本的编纂是民间的，无关君王军阀权贵，崇尚天道伦常自然，有着民族风骨的例证，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爱、礼义、诚信、情趣、方法、逻辑，家国之源、江山之远、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之中。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邓老师经常给《读者》杂志写稿，他的文字优美又抒情，说得也很到位。这些话我说不出来，但我想做出来。这个专题出来之后，许多《读库》的读者也开始像我一样对老课本感起兴趣，并且激发了浓厚的想拥有它的欲望。
邓康延老师给我们写稿子时，也扫描了当年老课本的一些内页。
像这一课，让我内心非常震撼，其实文字很简单，一年级的小学生就能读下来，但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美感和力度，可能会超过万语千言。当时就是这一篇文章，让我一下子有了感触：我们的母语曾经用这种的方式出现过，存在过。
这是一百年前的老课本中印的彩页，这个色彩也非常让人震撼。后来邓康延把《读库》上的这个专题延展开来，写了一本将近三十万字的书——《老课本新阅读》，这是书的封面。
“老课本”专题，让我对这件事情开始留起心来。后来我去杭州，见到傅国涌先生，他也对老课本执迷颇深，经过他的介绍，我才知道整个民国期间的老课本有几百种之多，口碑最好、质量最高的，他给我列了三套，他说你要再版，至少这三套是必不可少的。我让他把这三套的名字列出来（《最新国文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我回到北京，就开始找这些老课本。
在寻找的过程中，我慢慢确定了我们的第一个“必须”的原则：一定要恢复全貌、原貌。
为什么这样呢？邓康延先生的那本书是基于他的收藏，他手头有几本书，就把这几本书，或者说书里品相较好的页面扫描下来，予以评价和阐释。很多民间做老课本研究的人也是这样，大家手头的收藏不一定很全，就有什么算什么，窥斑见豹。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它以全貌来呈现，不是说从孔夫子网上淘到几本，就扫描出版几本，而应该尽量找全。
这个愿望看起来很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在寻找老课本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图书馆是不收藏老课本的。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是不是教材发行量太大了，没必要收藏？反正在图书馆找教材很不容易。当然也和我们的门路有关系，据说高教出版社的图书馆和北师大的图书馆，老课本很多，但是我们不得其门而入。所幸，后来我们找到了在湖南大学执教的石鸥和吴小鸥两位老师，他们这么多年一直在致力于搜集老课本，研究老课本。联系上之后，才得知石鸥老师已经调到北京，在首都师范大学当老师。这让我们的工作一下减轻了许多负担，按我们当时的设想，还恨不得在长沙建一个工作站呢。
石鸥老师拿这些老课本都很宝贝，基本上不允许老课本离开他身体五百米之外，要借出来特别难。后来慢慢接触，石鸥老师也看出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们便有了信任。到最后，基本上是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一开始还打借条，后来借条也免了。
找到石鸥老师，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关键。后来发现，扫描老课本，很多时候需要找副本，而石鸥老师那里，几乎是取之不竭。有时候给他发短信，有时候给他打电话，问他可否再提供某一册的副本，他的回答是：有。有时候一个副本不够，就问他，您能再找一本吗。他的回答是：还有。
所谓“原貌”，看起来也很容易理解。当年的老课本是什么样，我们这次再版，就做成什么样。那些繁体竖排线装书，不可想象用别的方式出现，所以我们就按照原来的方式出版。傅国涌老师当初推荐的三套书，我们经过层层筛选，选择做的第一套是《共和国教科书》，这套是1912年，就是中华民国元年，由当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十几年间发行量有七八千万册，据说是在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是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当我们决定再版这套书的时候，很多同行问，你们怎么能出这套书呢？叫“共和国教科书”，这怎么可以呢？这个问题问得我们很苦恼，也为出版界同行的自我设限而痛苦。如果不叫“共和国教科书”，难道叫“敏感词教科书”吗？关于辛亥革命和我们现在的关系，胡锦涛主席刚刚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大会上讲了，我们是和中华民国、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一脉相承的，是他最坚定的继承者。但当时没有胡主席的讲话，要说服这些同行很困难，但那也得这么做啊，所以就这么做了。
等这套书出来后，我在网上晒了几张内页的图片，大家看到《新修身》里的插图，当时的人们都戴着礼帽，穿着制服。有网友非常激动地说，画中的人物，他们的装束都是日式的，你们这是在为伪满洲国招魂。我们真没办法说理，估计也说服不了他去查一下中学历史书，伪满洲国是1932年建的。这套书是1912年出版。
这是石鸥先生的一套巨著，分上下两册。他把百年以来，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教科书几乎搜集完备，每本书的封面、版本都有记录。这两本书非常厚重。
我们拿到的石鸥先生的第一套老课本，名字叫《最新国文教科书》。名叫“最新”，但实际上是最老的，1904年晚清时期，是中国学堂刚刚推行新学制之后的教科书。我们2010年见到，想这套书已经距我们一百零六年了，拿在手里直颤抖。在修复的过程中，有的书实在太旧了，我们一边扫描，一边又承担了针线工的工作，把很多书重新缝好。
这些老课本不像一些古籍文献保存得那么完好。教材是使用率最高的书，何况课本是让小孩使用的。大家看到的我们再版的书很新，其实我们用做母本的老课本是这个样子，基本上一拿起来，地上会有一层纸渣。
老课本在百年间，肯定有很多经历。我们可以想见，中国人在百年间、近几十年间，经历了多少次运动，每次运动，其实这些书也都在劫难逃。能够淘到一套老课本不容易，它们伤痕累累出现在我们面前，就更不奇怪了。
这种内页基本上属于彻底用旧了，线条啊、纸张啊都“乏”了。还有一些书往桌上一放，就直接“瘫痪”在那儿了。
大家看这种受到污损的线条。
这是书虫留下的痕迹。
这是很多手闲不住的小朋友——可能现在他们都是我们的爷爷辈了——他们当年留下的痕迹。
那时候的书大部分是黑白的，有人忍不住就给上了颜色。
大家看这幅图，这是另外一套老课本里的彩插，蝴蝶和花配得天衣无缝。但是这些蝴蝶是后来人加的，是小孩用彩色的贴纸加上去的。你说找谁讲理去？
当年还有盗版书，大家看到右边的就是左边书的盗版书。
这是盗版书和正版书内页的对比。
老课本里也有品相很好的书。像上面这一本。我不知道石鸥老师手里究竟有多少成套的老课本，我们现在从他手里要出来的已经有八套，大家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一套。有一套我没有看到，但石鸥老师跟我说，整个民国教科书史上，印得最好的一套教材，是伪满洲国的。日本人真的是用最好的纸、最好的印刷在给小孩出书。
这是同一本书，品相好的和品相不好的对比。
这也是同一本书的同一页，上面被当年的主人留下了批注，右边的书被当年的主人珍而重之地保存到现在。在修复的过程中，我们的工作人员甚至突发奇想，干脆咱们连当年的批注一起保留下来吧。
面对这些历经仆仆风尘、容颜饱经风霜的老课本，就产生了第二个必须：全新修复。
对其进行修复，不是只把它们拿出来，逐页扫描完了，稍微处理一下就去付印。而是充分利用现在的技术优势，用足够的耐心和时间，进行整旧如新的修复。
这是比较好的版本，对这样品相的内页的修复工作，做起来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也并不容易，这算是线条比较清晰，污损比较少的内页。
我们修复完是这样。
像初小部分大幅的插图、楷体手写字，修复起来还好，真正难的是高小部分的内页，文字笔画太繁琐了，修复起来很难。
这个是属于比较干净，比较好的内页。
我们修完之后是这样。
这个不太好，我们就找石鸥老师，请他再给找一本。
他就又给找了一本。我们看了，说这还不太好，再给找一本吧。
石鸥老师又给找了一本。
修出来之后的页面效果。
这是比较不好的，虫子都蛀成这样了。
我们只能给石鸥老师打电话，石鸥老师再给找一本吧，他就找了一本书，也不怎么样。
我们就修啊修啊修，最后变成这样。像这样的内页，我们修复一个页面的时间大概是六个小时，大半天。
这本书也是，后来我们跟石鸥老师说，您给再找一本吧。但他那里也没有副本了。
我们就只能耐下心来，认真对待困难，最后修复成这样。
从右边这幅变成左边这幅，从技术条件上来说是可以实现的，只要付出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这是我们对彩页的修复，整个《共和国教科书》一共有六页彩页。大家看到这是右下角被撕了，又被当时的主人修到一起。
修出来的图真是很漂亮的。当然拍出来的照片，没办法体现出其质感。
这是我们当年《读库》的“老课本”专题中展现过的彩页。
修复之后的页面效果。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个“必须”，必须要做全新的修复。这个耗费精力大、时间长，但是必须的。
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和教科书相配套的，还有教授法，于是又产生了第三个必须：教授法也应整理出版。非如此不可。
说到这儿，插句话。2010年年初，《读库》“老课本”专题出来之后，我也非常烧包地在很多场合透露了我们要修复再版老课本的计划。后来市场上出了很多修复再版的老课本，我经常也自作多情地认为，这是不是他们受我们的启发做出来的选题呢？也有很多朋友批评我，你不该把自己的商业秘密轻易透露出来，让别人抢先一步。但是有时候把自己的小秘密透露出来也有好处，就是能让很多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找到你。我们刚才展示的很多副本，有的时候石鸥老师也没有了，我们就靠其他找上门来的朋友来解决，比如在大学读研究生的同学，用他们的老师和图书馆的便利为我们借出书来；我刚才说的无锡的王星先生，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杨运洋先生，他的本职工作是做教参教辅出版，他把自己收藏的跟初小国文教科书相配套的教授法给我看，说这个教授法应该被整理出来。他找到我的时候是去年夏天，从那一刻开始，他自己就开始一字一句整理起教授法。所以，有时候共享一下信息有泄密的坏处，但也有好处。
这是老课本的第一课“人”，小学一年级《新国文》的第一课。现在作为家长，跟小朋友说，你来读，人。读完了之后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会说什么。而教授法里，关于这个“人”字的解释，有一千多字，告诉你应该让小朋友知道什么。
这两页是《新修身》里的内页，《新修身》初小的前两册里为了照顾小朋友识字不多，全是插图，除了课目再没有文字。文字在哪儿呢？在教授法里。小朋友看到的只是一幅图，需要老师或家长告诉他，这幅图背后有什么道理或者故事。所以我们又开始整理教授法。
整理出来，这个“人”，与老课本对应的教授法里的解释是这样。
这是《新修身》里的“诚实”一课，大家看到，右边的教授法几乎排了两页，有一千字左右的文字量。
底下这一摞是杨运洋自己复印出来给我们用的，上面是从石鸥老师那里，包括我们从其他地方淘来的所有的《共和国教科书》的教授法。我们在整理教授法的过程中，除了杨运洋之外，后来又加入了几个人，对教授法进行整理校注的核心团队有四个人。大家都拥有大学文凭，并且还都是扩招之前的大学文凭，但是等拿到这些书之后，发现还是很不自信，自己的学识还是不够。整理教授法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提高自己的过程，也是个越做越心虚的过程。
大家看右边这一页，《新修身》里的一课“整洁”，大家在心里默念一下最右边这几个字。教科书的部分我们是按原样来出版，教授法的部分我们需要把原文变成简体字重新排版重新编辑。整个教授法经过了五个校次，在第四个校次的时候才发现，这四个字不是“屠义时曰”，而是“屠羲时曰”，也就是说前三个校次都把“羲”错认成了“义”的繁体“義”。后来我们才知道，屠羲时是明朝很有名的教育家，写过一本书，就叫《童子礼》，但我们对这个人一无所知。一直到第四校，我们对照教科书看教授法才发现这个错误。
这套书现在出来了，恳请大家，如果发现错误，一个月内不要告诉我们，让我们快乐地享受一个月。如果这时候告诉我们，真是要出人命的。吭吭哧哧干了好几个月，越干发现错误越多，当时发现这个错误的时候，在场的几个人就出了一身汗。
高小部分的教授法是这样密密麻麻的几行字了。我们担心自己的学识不足以校订这些，就请了陈淑梅老师，人民出版社已经退休的老编辑，请她来帮我们校订国文高小部分。
教授法最后集纳为六册，共有一百三十多万字，这部分基本就是编辑的日常案头工作，说起来平淡乏味，但事实上如履薄冰。
最后我们的工作是这么完成的，上面是把教科书部分把右边移到左边，基本上是原样转移。下面是教授法部分，从左边移到右边，做了全新的整理校订工作。所以我们对老课本所谓的再版工作事实上是分成两大板块，由我们的两组人马分别来完成。
有了教科书，有了教授法之后，我们发现问题更多了，就出现了第四个必须：教科书与教授法内容相配。
这套教科书的版次太多了，十几年间有过几千刷，有过多次修订。我们手头不可能正好有同一版次的教科书和教授法，我们这一套完整的书，版次事实上五花八门，让它们凑在一起确实特别难，我们开始也不知道这种情况。
这一页，第二十四课叫“鲸鱼”，作为教科书已经修复完成了。
后来在整理教授法的时候，发现教授法的第二十四课不叫“鲸鱼”，叫“鲍氏子”。这才知道原来这套老课本是有变化的，又打电话给石鸥老师，他说先给我们找找，能找到教授法就找教授法，能够找到教科书就找教科书。
后来他找到了和“鲸鱼”相配套的教授法。现在我们既有了“鲸鱼”的教科书，又有了 “鲸鱼”的教授法，似乎万事大吉了。但我又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就这两篇课文来说，“鲸鱼”不如“鲍氏子”好，就又给石鸥老师打电话，您再找找吧。因为“鲸鱼”这篇里面的观点在现在看已经过时了，里面提到“其肉可食，其脂可为油”什么的。
石鸥老师就又找，找到的这一篇，是“鲍氏子”，品相差了一点。
但我们最后取了这一篇。在一本书同样的位置，内容完全不一样。
这一篇是高小《新修身》里的，名字叫“义勇”。
我们在整理教授法的时候，发现名字也就叫“义勇”，但课文内容完全不一样。教科书里的版本偏说理，教授法里讲的是当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志士的义勇行为。
我们又找到石鸥老师，石鸥老师终于又找到了一版和教授法相配套的“义勇”，就是这样的；当时我把这一页给修图的亮亮老师看，她那时候真的快哭了。
但最后还是做出来了。
我们在战斗中逐渐总结出来，教授法和教科书的差异点。有的只是简单的字词或句读差异，有的则是内容有较大增减，如《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二课《民国成立始末》；有的是内容相同而标题不同，如《新国文》初小第四册第二课，标题或为《共和国》，或为《大总统》，有的则是标题相同而内容不同，如那篇《义勇》；有的是不同版本之间某课内容全换，如《鲸鱼》与《鲍氏子》，有的则是不同版本之间连续几课内容全换，如《新国文》高小第二册第十九课至第二十二课，我们见到的两版内容完全不同。凡遇这种情况，简单的字词或句读差异，我们遵循教授法服从教科书的原则，除非教科书有明显错误；内容不同之处，有的依从现代社会的观念，有的资料搜集困难，则视版本保存情况，以教授法能与教科书相配为宜，同时兼顾页面质量。这时候才发现，我们真正陷入了一场恶梦中。
这是高小国文第二册，我们一共找到了四本作为母本，因为里面就有连续几课完全不一样，有的也是因为品相不好，我们要找一个品相相对好一点的。
与之相配套的教授法也找到两本，我们用六本才完成了教科书和教授法的修订工作。
为什么变成七本了呢？因为我担心石鸥老师那里有可能找不着，就得空在孔夫子网上转，看到有这个的教授法就问是哪一版的，若是，就赶快买下来。旁边带塑料袋的那一本，就是从孔夫子网上买的。快递送来的时候，六嫂跟我说又来了一本老课本。我说，不用了，石鸥老师的书已经到了。这本我们就没有打开，实际上就靠这六本完成的。
在座都是喜欢书的人，请允许我这么絮叨，说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
这是我们修复中最惊险的一幕，我们修到高小国文第六册，发现这一页被撕掉了。
然后就给石鸥老师打电话，他给我们又找了一本，一看封面的品相这么好，真的是非常高兴。
赶快翻，看到那一版的被撕去的这一页，这一版倒有，但右下角却有残破。当时真是欲哭无泪。两本书怎么在同一页都有这个问题呢？再打电话给石鸥老师，他也没有办法了。好在现在的修复技术完全可以挖改，我们说干脆看教授法里的原文是哪几个字，若是常用字，就可以从其他页里找这些字挖改过来。
打开教授法，发现被虫子咬成了这样。
又打电话给石鸥老师，终于找到另一版教授法。我们又暗自祈祷，这几个字千万别是生僻的字。
天可怜见，我们的命还不错。
最终大功告成。
经过我们这一年多的努力，基本上这四个“必须”都完成了。这四个“必须”，也是在工作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目前整理的这一整套《共和国教科书》，是系统而完整的，从初小到高小，涵盖了七年的课程，包括了两门课“新国文”和“新修身”，并且和教授法的内容也能高度对应起来。
修复、校注之后，进入印制阶段。我内心一直有个小小的梦想，希望自己编的书能够用宣纸来印一下。做老课本的时候，觉得它最合适、最值得，它的份量也配印成宣纸版，所以从去年开始，就打听宣纸印刷的行情。现在做宣纸印刷的厂子已经不多了，浙江富阳、江苏常州有几家，实地考察对比之后，今年夏天，我扛着菲林，坐高铁杀奔常州。
我们把《共和国教科书》做了一套宣纸版的，当时只是少量做了一些，不公开发行。
宣纸版的封面用纸叫瓷青纸。现在做古籍印刷的很少，大部分做宣纸线装书的，基本不是家谱，就是个人文集诗集，或大公司的宣传册。瓷青纸的纹路为了配合他们的审美，全是金元宝、同心结、如意结之类的，现在选的这个凌梅底纹，其实不是我们理想的纸，但是也没有办法了。
这是用宣纸版做的内页。
宣纸版的书，我们就是规规矩矩按照中国传统的印装工艺做出来的。而公开出版发行的，我们称为普通版。从我内心来说，小小得意还是来自普通版。这是山东龙口的一家纸厂，宣纸版印厂的车间和山东纸厂的车间是不让拍照的，我没有记录下来，但是拍了一张这家厂子的外景。
大家看到我们做的普通版的纸就是产自这家纸厂。我从北京出发，先坐高铁去济南，再坐长途大巴到龙口，奔波了十几个小时。到厂子之后，我拿到纸，比对之后说，你们把颜色再加重一点。他们就加重了一点，然后我就回北京了。来回折腾几天，就为了说这么一句话。但出来的效果还是挺棒的。实际上我是个色盲，很多人听了之后不可理解。我们色盲界也有审美，轻重我们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这些图片可能不能体现很多质感，左边是宣纸版的，右边是我们定做的特种纸做的普通版，虽然没有宣纸版的金贵，但是从我内心来说，我对普通版的感情更深一些。
普通版我们是在北京做的。尚唐是我们《读库》合作多年的印厂，他们允许我拍照，我们就去拍了一些。在座很多都是爱书人，大家来看线装工艺的流程，折叠好是这样的，然后分页，之后是这样，之后再裁切成这样。这是工人在打孔，锁线的孔，这些工人就开始锁线，埋线。
印好折好的内页
手工逐册码齐备切
三边切齐后待初检
手工逐一打孔
打孔后配页以备穿绳
手工穿绳
手工穿绳小组
穿绳之后人工埋线头
码书复检
我觉得喜欢书或者喜欢出版的人，只要一进印厂，闻到油墨和纸张的味道，就像吃了兴奋剂。我也是这样，一看到这个场景，我就不行了。
这是最后在经过质检。毕竟是全手工做的，这些书可能会有一些不整齐不统一，甚至装订错误的地方，但还是很棒。
我们十几人的团队，历时十几个月，完成了从左边到右边的工作。
还有一套教授法。
这是我们从2009年的夏天，对老课本产生了不可控制的欲望之后，到今年2011年的秋天，我们结出来的果实：全套十一册线装书，六册平装书，净重九斤。
在这个过程中，骚扰了很多同行、前辈，也就不再表示感谢了。我们用我们的果实，就算是给大家的回报。今天我们的老大，新星出版社社长谢刚没来，应该向他表示感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共和国教科书》也敢出，你怎么敢叫这个名字？还有我们做繁体、线装的形式，谢刚老师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个不能做，一直是需要办什么手续，他就去办什么手续。谢老大真的不容易。
接下来，向大家汇报工作过程中产生的几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时间不是太长，而是太短了。
这是由衷的感慨。去年媒体对老课本炒作得很热，并且给它加了很多悲情的感情因素，说它如何受冷遇，如何被禁锢，如何不受重视，结果导致去年老课本市场变得特别火爆，市场上和老课本相关概念的书也出了很多。很多知道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朋友，也催促我们赶快把它出来，趁着这股热潮，应该很好卖。包括一些做发行的同行也劝我们，你们如果能够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内做出来，我们可以为你们卖到什么样。
我们也想那样，但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根据刚才工作所耗的工时，是不可能这么短的时间做出来的。比较难处理的内页，往往一天只能修复出三页来。并且以我们的学识，把教授法一百三十多万字整理成这样，现在出版，心里还是忐忑不安。所以时间不是太长，而是太短。我们老说“以时间换空间”，可真正做事情的时候，能不能稳住神，真正做到以时间换空间。有的时候不是说只是生拉硬扛就行的，也需要一些支持和运作。
所谓支持，对我们来说，就是有读库这个平台和我们读者的支持，我们做这个耗时一点，拖得起，其他运转基本正常。我们老说希望做事情的时候“时间没有下限，成本没有上限”。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系统的运转毕竟是一个商业上的事情。能不能良性运转，还是要靠最后的产品线出产品，能够产生新的效益，再有新的投入。自我检讨，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是控制得很好，经常会出现危机，有的时候还着急上火的。
说真的，做出版不需要那么多的钱，需要的就是时间。但是怎么把控时间，时间成本如何来调配和分配？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还没有完全掌握其中的门道，也希望以后和各位同行在这方面多多地切磋。
我们开始找到石鸥老师时，看到他那里有整套的老课本，很是兴奋，马上制定了一个计划，说准备一年内做两三套。但后来是用两三年才做了一套。怎么做这种调整？工作上那几个“必须”如何随机应变应运而生，包括你的平台的运转能否足以支持这种时间成本上的调整，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不是靠善良的愿望就能实现的。在这方面，我衷心希望以后跟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多多切磋。
第二个想法：守旧与创新。
守旧。我们做的是一百年前的东西，我们要按原样呈现出来，在整理教授法的时候，我们也有几个编辑原则，希望我们尽量不做评论，不做引申，让它就以原来的样子出现，不管你是赞成它还是反对它，不管你觉得它是好还是坏，让它呈现出来。所以在“呈现百年老课本”这一点上，我们基本上就是规规矩矩地做。
但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还需要一些新的元素的新运用。首先是现在的修复技术。如果说这套课本放在五年前，我认为是不可能做到现在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实现成这样了，大家看到，缺几个字也可以从别处挖改过来，缺线条的可以补上。对一个编辑来说，了解新技术很重要。我们《读库》这个小团队，大家对这件事情都很热爱，也都很享受做这件事情，都在想办法把事情做好。但是假设我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如果出版社的技术人员对这件事没有感情，他就轻易地说，我做不了，你找的母本太差了，我做不出来。你怎么办？作为一个编辑来说，对技术的新应用、新发展应该有所了解，对我们做事的可实现程度应该有一个把握。我们做老课本的时候，专门配备了新的扫描仪，原来的扫描办法不行，就用新的方法重新来扫。这都超出了一个编辑传统的案头工作。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所谓的创新，也是业务模块上的创新。我们《读库》现在专职人员五个人，大部分的专职人员都在做客服和配送。作为一个编辑团队，核心业务应该是产品开发。而我们的产品开发专职人员基本上就我一个。但是这一点儿都不丢人，就是开放式编辑部的思路，导致我们能够把这件事做好。参与老课本编辑修订工作的，有十几个人，上岁数的七十来岁，年轻的三十多岁，各种身份都有。我们有的人两头不见面，有两个负责审阅的老师，一个在郑州，一个在济南，就靠网络来传输稿件。我认为我们所搭建的开放式编辑部的业务模块，是更先进更科学的，这一点可以向各位老师、同行骄傲地来炫耀一下。
另外就是销售。在原来的图书出版中，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一本书和它的读者属于两头找不着的状态。其实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大的人群，任何一本书都应该有它的读者，但真正的痛苦是读者和他的书之间不能对接。怎么对接呢？我觉得现在靠网络的传播几乎可以实现了。但在对接的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怎么样让你的推广和销售不要过度。这也是我们的老课本从两个月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很谨慎地做的事情：不要让自己对老课本的判断和推广出现让人讨厌的地方。
有的读者对我们很热情，也很信任。我们应不应该把这种热情和信任加以放大，加以利用？这里面有很多微妙的度的把握，包括现在所谓的微博营销，动不动就是转我的帖子或加我的关注，之后你能得到什么好处。我想一个好的品牌一定是骄傲的，一个骄傲的品牌，它的用户也一定是骄傲的。不应该通过这种收买式的利诱来发展你的用户，推广你的产品。在老课本出来之后，我们很谨慎地使用手头的这点权力和能量。
第三个想法：怎样把书送到读者手中。
现在书已经不单纯是一本书了，书被编出来，印出来，工厂装订好，送到库房，摆到书架上，读者买走。“读者拿到手里的书是什么样子的”已经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现在对书的理解还仅仅是一本书。大家就看到这个袋子了。
这是宁成春先生和土泥的小盖老师为我们设计的，这个纹路也是我到宁老师的工作室请他选定的。
一本书包括纸，包括布，包括线，还包括……瞧，还包括一个竹牌。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想，我们是书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我们的用户也是书的消费者。但是书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仅仅是那些纸制品？你让你的用户拿到产品的时候，产品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买一个手机，它到我手里的时候，绝不仅仅是一个手机，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包装、配送、运输？可能也是这个行业里的从业人员要思考的问题。
第四个想法：母语与基础数据。
这是我在编辑这套书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感触。我们的中文、我们的母语是什么样子？我自己在编辑的时候，经常忍不住就念出声来。中国的文字在1912年民国刚刚诞生的时候，真的是有一股勃勃生气在里面，它的正大光明的气象，后来很少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无论是社论还是小学生作文，都是在遮遮掩掩，或者是一些套话、空话、言不由衷的话，要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些貌似聪明的人说一些抖机灵的话。这套老课本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母语也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过，这也是我编这套书时很大的感触。
一、本书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为目的，惟所有材料，必求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
二、本书包含理科及天文地理历史等科之常识，按照程度分配。
三、本书注重立身居家处世，以及重人道爱生物等，以扩国民之德量。
四、本书注重实业，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并附书信账簿票据各种文件。凡国民生活上必须之知识，无不详备。
五、本书注重国民科材料，如政治、法律、军事等俱择要编入。
……
这是《新国文》初小部分编辑大意的节选，排在这套书的最前面。当年教科书的编者，不是仅仅教这些学生去识字，还要教给他们百科知识和基本的价值理念。在那个年代的小学，我们的母语用那样一种方式，完成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一种很基础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底层数据、基础数据。有了底层数据之后，这个人之后无论学天文、地理、学工、学医、学文都是一样的。
傅国涌先生说过一段话：“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二、表章中华固有之国粹，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智德。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
这是《新国文》高小部分编辑大意的节选，它已经到什么程度。大家看第四点，“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我们为什么一定坚持把高小部分做出来？既难编，修复又难，也不如初小部分这么赏心悦目，图文并茂。但是在编的时候我感受到，真正构成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念、基本的知识体系的，是高小部分。当然初小部分也很重要，但为底层数据完成铺底工作的，却是高小部分。
大家看这一篇。我当时编到这里的时候也很吃惊，这是《新国文》高小第六册，这篇的名字叫“专利”。当年有很多拿到现在也不过时的概念，但没想到的是，当年就出现了“专利”，对其他人的东西的尊重，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大国民》
东哲之言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西哲之言曰：“人民者，政事之实体也；政事者，人民之虚影也。民德腐败，虽藉一时之善政，以致富强，而终亦必乱。民风良善，虽因一时之乱政，以致失败，而久必复兴。”由斯言之，国之强弱治乱，惟吾民实任其责。吾民而为大国民，则吾国无不昌矣。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豪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凡我少年，苟有意为大国民乎？则吾请言其方。
一曰德育。崇信义，谨礼仪，守节俭，勤职业。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待人则宽厚而笃敬。公益慈善之事，则不问国界，不问种界，恒尽力以图之。此大国民所有事也。
一曰智育。饥而食，渴而饮，蠢蠢而动，昏昏而睡，其所以异于禽兽也几希。故必讲求各科学术，穷其原理，究其应用。使政治日益修明，实业日益发达。且以学问发明新理，而图世界文明之进步。此亦大国民所有事也。
一曰体育。卫生得其道，运动得其宜，体力既强，自少疾病夭折之患。一旦有事，内之可以保国家之权利，外之可以持列邦之和平。此亦大国民所有事也。
凡我少年，苟有意为大国民乎。则亦无恃空言，躬行而实践之耳。不然者，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则奴隶之民也。不守法律，不尽义务，则狂暴之民也。奴隶之民多，国必弱；狂暴之民多，国必乱。强弱治乱之原，皆吾民所自取也。呜呼，可不惧哉？呜呼，可不勉哉！
这是《新国文》高小，也就是整套书的最后一册的最后一课，学生读完这一课就该毕业了。当时能继续接受教育的是少数，基本上他们读完这一课就要走上社会。我在编这一课的时候，自己把它认认真真读完了。
百年前的老课本拿到现在，很多东西都过时了，关于电话、电报甚至是关于地理上的概念，很多都落后了，百年前的学者不知道互联网，不知道iPad，但是百年前的很多东西，到现在我们还缺少。
第五个想法：结论由谁得出。
在编书的过程中，我整天和石鸥老师、其他团队成员接触。开放式编辑部的特点是没有办公室，我们的好处就是扩大内需。每次开会，大家都是在咖啡厅或者茶馆完成的，给他们带来很多营业额。和石鸥老师每次交接都是在茶馆，他刚刚从湖南调到北京来，新的同事对他此前的很多事也不是很了解。他也快到退休的年纪了，经常憧憬退休后的幸福时光，说别人退休就没有事情做了，他退休后有大把的事情可做，一想起来就幸福得不得了。他有时候在办公室翻看他的宝贝，有一次，老课本被他一个同事拿过去翻看，之后说，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在这里。
我们的总理每年去给钱学森拜年的时候，钱学森都要问总理，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个时代出不了大师？据说这个“钱学森之问”难住了总理。
后来石鸥老师向我转述了这句话，我灵机一动：这就是这套书现成的广告词啊。
我还想，应该查一下，这套书是1912年开始使用的，大概使用了十几年。这些年间，哪些大师、哪些学者的童年用的是这一套书，我们就可以说，谁谁谁用过，那么，你呢？你的孩子呢？
这套书，我们托吴学昭老师送给杨绛先生一套。据吴老师邮件里的转述说，杨绛先生拿到十分兴奋，说她在北师大附小读书的时候用的就是这套书。她立刻翻开教科书读起来，琅琅上口，而且还可以背诵。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杨绛先生小时候用的就是这套书，那么你呢？
我产生过很多类似的很轻狂的念头，后来又都把这些念头摁住了。这套书是谁用过，是好是坏，是有用还是没用，用过它的人能够成为杨绛或者是谁，不是这套书决定的。这套书毕竟已经不是必看必修的教材了，它更多的作用就是课外读物，把它拔高到这个地位，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现在很多的读者已经拿到这套书了，很多人看到很兴奋，享受抱着孩子一起共读的好时光。昨天还有人给我留言，说有了这套书，就不用买六万元一平方米的“学区房”了，他觉得这就可以完成对孩子的学校教育。傅国涌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长三角地区的一些中小学老师，已经在对这套书做解读，也想写一些文章，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套书。也有人看到这套书，忽然有了生儿育女的愿望，想生一个孩子来配合这套书。我还看到李皖老师在微博上吆喝，他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孩子生早了。
结论应该由这套书的读者和使用者来得出，我们把我们的本份尽到，把这套书认认真真地做出来，我们的任务就已经完成了，结论不应该由编者来得出。
这套书沉睡了一百年，现在把它拿出来，一些老者如杨绛先生等还能流利背出。还有像张钧老师提到的，他在做口述历史的采访，据说他拎着这套书送给老先生，老先生说你们送的东西我不要不要，但是一看是这套书，打开就开始背起来，临走把自己袋子里的其他东西丢到一边，把这套书装进去拎走了。现在的小朋友读起来可能也觉得很新鲜，体会手写繁体字的美感，有新的阅读体验，这些是属于他们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关于这套书的工作，基本上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很多记者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套书？能不能说一些具体的事情来。关于我们做这套书的动机，确实已经说不出什么来了，更重要的是结果，我们已经做出来了，并且由宁成春老师把它很好地包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做，如果条件允许，时间、精力允许的话，争取把更多的百年前的出版硕果和教育硕果呈现在大家面前，不管是研究者，还是教育工作者，让大家有更多的母本可以研究借鉴，也让普通的家长有更多的抱着孩子一起亲子阅读的幸福时光。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动机。
我的汇报到此结束。接下来该我们的团队亮相了。
我们都是编书的，不善言辞，如何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小团队？昨晚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他们都是对这个书读得最细最真切的人，我们让主创人员朗诵一段这套书里最能打动他们的一段话。
首先请朱朝晖老师，他的本职工作是一家杂志社的主编。
朱朝晖：其实我在这么庞大的一个工程里做的非常微小的，甚至完全可以被替代的工作。因为在整个的工程当中，我花的力气最大的是《新修身》高小这部分，中间我给大家读一段，这一段可能是在我们现在的教育当中不太会提到的。
第六册第四课《戒轻薄》：
轻薄者，人类之恶德也。而恒人多忽之。或则肆其便给之口，而自以为有才；或则施其狎玩之伎，而未尝反省。此不独使人难堪，亦非自重之道也。
人所以能互立于社会间者，赖有尊敬怜恤之情耳。如好以轻薄遇人，侈口而谈，任意而行，至于毁人名誉而不恤，见人危难而不救，彼身受之者，其能默尔息乎？且人之所以见重于社会者，以其行谊之足称也。鄙倍之辞，暴慢之态，不自检束，识者皆知其不足与谋矣。
昔有一童子，从其师出行，见有藏履于篱下而往工作者。童子曰：“苟匿其履，使失者张皇寻觅，非可笑乐之事乎？”师曰：“尔试以银圆置履中，尔自避去，则佣人欣悦之状，更可观也。”呜呼！同一玩弄也，而轻薄与仁慈，迥不同矣。
格言 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
朱秀亮：我读老课本，比较感动的是三篇小课，非常短。
《新国文》初小第二册第九课：
小弟弟，在母怀。见姊来，伸手向姊。姊抱弟弟，窗前徐步。
《新国文》初小第二册第二十二课：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
《新国文》初小第三册第三课《燕子》：
“燕子，汝又来乎。旧巢破，不可居，衔泥衔草，重筑新巢。燕子，待汝巢成，吾当贺汝。”
这三课其实也不是选出来的，是我读的时候很自然把三课结合起来了。一个小孩非常小的时候，母亲和姐姐抱着他，是一个亲情的关系；长大一点，扶着桌子看着母亲干活，为他操劳；再大一点，看到燕子飞来，在自己家筑巢。形成这样的画面来形容一个小孩的成长，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同时也是个人情感的回忆。这三课结合起来，奠定了老课本的某一个性质和基础。在我看来，它如果形成一个夹角的话，夹角有多宽，可能是离原点最近的两个点决定开度能夹多少东西。所以我看这三篇很感动。
田巍：我这个人平时比较啰嗦，六哥跟我见面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田老师你别说了”，但是我还想说两句。
在编校老课本的过程中，心里很谨慎也很害怕，很担心自己没有办法把这套书很好地呈现给大家，而且也很辛苦。我是在CCTV工作，很多时候，半夜还对着电脑和老课本在看。我们也对老课本的课文进行加注的工作，以前的东西不符合现在情况了，我就加注，加的还很长很长。包括“鲸鱼”那一课，我就说，现在世界已经不允许捕鲸了，全世界于哪年哪月颁布了禁止捕鲸法，但是万恶的日本人还在捕鲸。还有一课，说客人来了，家长不在家，孩子把客人让进来，端茶倒水。我在下面批注：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给陌生人开门。但这些都被六哥无情地删掉了。
我刚从武汉回来，昨天参加武汉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活动，我念一段我编校的课文，《新国文》初小第七册第四课《平等》：
自古专制国，恒设特别阶级，或以种族，或以门第，或以宗教，而享特别之权利。甚者以他级人民为奴隶，生杀予夺，惟意所欲。不平孰甚焉。
共和国无阶级之分，人人平等，受治于同一之法律。不论何人，权利义务，无不从同。虽以大总统之地位，犹必谨守法律，不能恃势以陵人。一旦罢职，即与齐民无异，此所以无不平之患也。
黄英：身为一个前国文教员，我对教参一直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在我的教书生涯里，要不断看教参，这次能参与到《新国文教授法》的校订工作，我很开心，不知道老六是不是因为知道这个，才让我帮忙看一下的，其实我做得很少，是靠后的环节了。看教授法的时候，很多课文都让我很有感触。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我自己读师范或者教书时，甚至是在上师范之前，很多人说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学到一些“授业”的方法，但是没有人教我怎么样向我的学生“传道”。这些方法在我看教授法的时候，依稀有一些感触和收获，也有一点遗憾，我怎么现在没有在教书了呢？
我今天选的是《新国文》初小第三册第一课《读书》，我想把这一册的本文，以及教授上注意之要项一并念给大家。
本文
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
教授上注意之要项
一、教员问学生曰，诸生现在何所，来此何事？又手持教科书问，此为何物，读此将有何用？
二、令各看本课图，一先生与学生相向，作对语状。先生坐于案旁，案上有书，学生垂手而立，肩悬书包，为甫入学校之景。右角一室，悬黑板，列桌凳，即课室也。
三、儿童自七岁以上，为入学之年，为父母者，必令入学。文明之国，凡儿童及年而不入学者，其父母有应得之罪，所以示国民教育之重也。
四、吾人应有之知识道德，皆载之书中，能读而明之，方成有用之人。不读书者，知识不足，道德不完，将为人所轻视也。
五、儿童之时，凡事当禀命于父母，读书为重要之事，尤当谨守父母之命。入学之费，莫不由父母担负，殊非易事。故儿童读书，必勤勉奋励，以至成人，否则无以答父母之恩也。
六、学生在校，除读书外，尚有体操游戏等事，惟读书为主要，本课特就主要者言之耳。
七、汝字，在白话为“你”字。何字在白话中为“什么”二字，如将第三句演作白话，即“你来做什么事”一语。之字，在白话中为“的”字。
八、奉，承也。奉父母之命者，言承受父母之命也。
九、不能成人者，言无人之资格，非谓人之形式不完全也。
十、首句标明学生所在之地，次二句为先生问言，再次三句为学生答言，末四句为先生赞而训之之词。
十一、本课意义，在发明读书之要。文字为问答体。
我想，这套教授法基本上可以对短短的一篇课文解决一些传道授业解惑的问题了。谢谢。
张立宪：接下来请我们的苦力之一——疯狂打字员、人肉屏风小树同学，他一直是我们读库各种活动的录入工作的苦力，教授法一共一百三十多万字，其中大概有一百万字，是由他一个字一个字从那个发黄的书页敲到电子文档里。
李京威：非常荣幸能加入这个团队，做一点很微小的工作。教授法都是竖排繁体字，有很多我都不认识，看不懂，心想要是我来查，会很耽误时间，影响后续工作的进度，并且后续有很多学识渊博的校对老师们，对我而言是问题的，对他们而言可能都不是问题，所以不认识的都用A来标注，这给后来的老师加大了工作量，再次致歉。
在做的过程中，老课本一直一次次地震撼我，想着要是自己小时候有一套这样的书就好了。我选的《新修身》高小第二册第二课《友爱》：
张履祥曰：“古人有言，难得者兄弟，易得者财产。人家每因财产，伤败彝伦，疏薄骨肉。子孙当学克让，永保家世。”又曰：“骨肉构难，同室操戈，从无独全之理。盖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则道生，根伤则枝槁，未有根本既伤而枝叶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竞，而深受侮虐者也。”（《杨园集》）
张立宪：下面再请我们另外一个苦力杨雪同学上场。我们日常的编务工作都是她来跑腿，并且所有老课本都是她来扫描，很多老课本的扫描都不止一遍。一开始我们扫描的方法不对，后来重扫，修图的时候发现效果不够好，再重扫。基本上石鸥老师提供了多少副本，她就重扫了多少遍。
杨雪：谢谢大家。我选的是国文初小第三册第四十九课《荷》和第五十课《藕粉》。
藕粉是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吃的东西，自己很喜欢，对这个印象很深。在扫描的过程当中，其实还好。最开始很慎重，要准备手套，后来基本上就是裸手来干这个事情了。校对的过程其实就是认字的过程，好多好多繁体字，特别是相似的，“畫”、“書”、“晝”经常分不清，还有“嗚”和“鳴”，除了繁体字还有异体字，都是噩梦。好多时候，头一天查的字典，第二天就忘，碰到了继续翻字典。但是反复看几遍读几遍，汉字的美和语言的节奏感还是会出来，能认识到真好。谢谢。
《荷》
池中种荷，夏日开花，或红或白。荷梗直立。荷叶形圆。茎横泥中，其名曰藕。藕有节，中有孔，断之有丝。
《藕粉》
捣藕于臼中，以布滤其汁。及其澄清，取下沉之粉，晒干之，可以久藏不坏。食时和以糖，取沸水冲之。
张立宪：这都是一百年前的文字，很多字现在都已经不用了，无论是繁体的，还是简体的，很多都是字库里没有的，到排版付印的时候，造字都有三百来个字，要一个一个造出来，我们的美编艾莉老师做了很多的噩梦。下面请尚唐的田歌老师。《读库》的很多书能够在物理上，让很多人满意，很多都靠他。
田歌：谢谢大家。昨天我看了一下书，夹了很多书签做记号。工人阶级看书少，看完之后发现有很多内容值得读，重温或者自省一下。我选的是《新修身》初小部分里的几篇，都跟自己有关系，我选择了第六册第四课《责己》：
见人之过易。见己之过难。故责人常明。责己常暗。倘能忠恕待人，而以规矩自饬，则过恶自少。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此免过之良法也。
这对我非常有用，还有《求己》和《慎言》。下面要读的是《新国文》初小第四册第三十课《镜》：
儿立镜前。见镜中有一人，向之笑，彼亦笑，招以手，彼亦招以手。至镜后，则不复见。大惑，走以告母。母曰：“人不能自见其面，故当以镜照之。镜中之人，即汝影也。”
我朗诵《新国文》里的这一篇，是因为这篇文章和老课本还是让我做人的一面镜子，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有同样的看法。谢谢。
张立宪：下面请张钧老师。他已经做《读库》的审校做了六年，现在与崔永元一起做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
张钧：跟前面的几位相比，我在老课本校订工作中所做的可能是最少的。从我的内心来讲，我希望更多地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去。但是因为自己的工作比较忙的关系，所以参与得很少，也是有点遗憾。我是一个对文字比较敏感的人，刚才老六也提到过，当时的文字给我们的一种堂堂正正的感觉。现在很多人都会写微博，限制在一百四十个字以内。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自己有时候在用这一百四十个字写明白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感觉很吃力，会说不清楚。我们就看看人家当时的课文。我找的是《新国文》初小里面的两课。第一篇是第二册第十九课：
取火燃烛，光照四壁。人在烛旁，壁上有影。人坐，影亦坐；人行，影亦行。
我数了一下，这是二十六个字。
第二册第二十课：
小学生，集操场，分排两队，同习体操。先生发令，曰行则行，曰止则止。
还是二十六个字。短短几十个字里面，说了多少东西，这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想，去学的。
张立宪：请杨运洋老师出来。我们这个团队里有很多人有当老师的经验，黄英是首师大毕业的，原来做过国文教员，杨运洋原来在山东的重点中学里当过老师，后来到北京。
杨运洋：我是学物理的。大家关心这套书，可能更多的关心它的文采和自己内心的情怀。作为学物理的人，我更关注当时科技的进展，比较震惊。这是新国文初小第七册第三十三课，名字叫《历法》。
依地球绕日之一周，以为一年者，谓之阳历。分每年为十二月，每月或三十一日，或三十日。惟二月为二十八日，遇闰则二十九日。大抵每四年而一闰。
依月绕地球之一周，以为一月者，谓之阴历。每年亦十二月，每月或三十日，或二十九日。积二年余而置闰月，则其年为十三月。
世界各国，多用阳历。惟我国向用阴历。自民国成立，亦改用阳历矣。
附：阳历月建表
正月、三月、五月、七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各三十一日
四月、六月、九月、十一月，各三十日
二月，平年二十八日，闰年二十九日
之所以选择这一课，我想说一下喜欢它的理由。在生活中，和我的某些朋友聊天，有些聊起来我们祖国的传统文化多么精深，为了论证我们的古人比今人多么高明，他们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古人所发明的阴历多么先进。其中一个重要论据是，我们的古人根据阴历推导出来的二十四个节气多么准确，该冬至就冬至，该夏至就夏至。然而，二十四节气的日期和阳历有非常准确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的古人发明的是现在的阳历而不是阴历的话，二十四节气根本不用推算，你说哪个高明？我还有一个例证，我的父亲，一位老农民，每年耕种的时候都要记下日期以备来年参考，虽然他生活中选择阴历记日子，但是他记这个日子的时候选择的是阳历，来年才能作以参考。大而化之来讲，这是一个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对待传统文化要传承，但不能美化，至少是在科学领域；当然也不能全盘否认，至少是在人文领域。毕竟在阴历十五，月亮才是圆的。
张立宪：接下来要请出另外一个苦力六嫂。几乎每一本老课本，她都是仅次于我看到的，我每天欢天喜地拎回家，她都能看到。
张蕾：我选的这篇是《新国文》初小第二册第四十三课，一共就三十二个字，描写的是早上日出的景象：
天晓日出，室中大明。有人早起，独立廊下，仰视天空，浮云来去，红日渐高，云散天青。
张立宪：我们团队里还有一位刘亚老师，她虽然在北京，但是我没有直接和她说过话，就是这样，我们的编务工作也完成了。高科技的发达就是这样，我们的编辑团队能够遍及京外的城市，也和现在的科技发展有关系。有请刘亚，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对教育了解也更深一些。
刘亚：谢谢大家。我看的是《新国文教授法》的初小部分，在序言里总结《新国文》的特点是，它真正直面孩童，我选了初小第四册第四十课《敬老》：
雪初止，路中泥滑。有老人，扶杖独行，失足仆地。一童子趋而扶之。既起，取巾代拭衣、履，问其所居，送之归家。老人欲具饭饷之。童子曰：“恐家人盼我。”遂辞出。
这一篇不仅劝小学生做好事帮助别人，而且他们考虑得很周全，如果你帮助的人要留你吃饭，你要怎么回答呢？家里人可能还要等你回家呢。这本教授法后面应用部分也回应了第三册的一课，有同样的道理：
甄儿自校中归，路遇大雨。适经舅家，敲门借伞。舅家方晚饭，因留之。儿曰，恐父母盼我，遂辞出。
张立宪：这个朗诵是昨天晚上九点多产生的念头，由于天色已晚，没有惊动我们的长者宁成春老师，您是说两句，还是念两句？
宁成春：我是搞装帧设计的，但是很惭愧。我看到《读库》的书，特别使我惊讶的是，它反其道而行之。现在普遍装帧过度，好多装帧设计师拿这个平台作为张扬自己的平台。《读库》的书和笔记本的设计，都是非常简单自然健康的，都是为了《读库》。这一点，我要向它学习。谢谢。
张立宪：宁老师旁边的就是小盖老师，为我们设计了蓝印花布的袋子。
宁成春：刚才说设计，确实我们参加了，我只是在我办公室，偶然发现了这个花布就是民国的感觉，我就是做了这个工作，下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小盖做的。
盖宏睿：很荣幸做这个工作，我当时在办公室，宁老师说《读库》做好了一套老课本，特别好，材料已经选好了，做一个包袱皮。原来我们做过一个，在尤伦斯这里卖，但是每隔三天就要来重新包一遍，因为客人打开后就没法还原。怎么做出包袱皮的样子又能够体现出民国气质的图书。为什么对这个教材这么感动，因为好多年前台湾汉声的吴美云老师给我讲了很多很多教育的重要意义，那是我认识的华人世界里最顶级的教育专家。这套书《读库》能出，我很感动，当时还没有见到书，就兴奋得不行，我说做点什么就是什么，设计好再找专门的人去做。我们自己是一个特别小的工作室，没有能力全做。做了几天，我就想到小时候的折纸，小时候的折纸可以折各种的盒子，很简单。打出来的样子，我发彩信给张老师，他回复说：“超赞。”做这件事情挺开心的。
张立宪：小盖老师的工作室的名字叫土泥，她刚才也提到了汉声，我们就让黄永松老师来说两句吧，今天确实没想到，能与黄老师不期而遇。
黄永松：大家好，这么多老朋友、新朋友在今天这么好的时间里聚在一起，我们不必做过分的或者多余的礼赞，但是我要多一个必须：要向张立宪老师和他的团队致敬。我坐在这里其实不想站起来，尤其是张老师把我们这部书的生命——怎么怀胎，怎么诞生，说得很详细，很感动。昨天晚上你的创意更好，请团队上来朗诵让他们感动的那一篇。我坐在这里投入了，我也是编辑团队的一员，我自己做编辑，在我的团队做了好多年了，很享受编辑的生活。我觉得张老师做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教育课本的事情了，已经是我们文化的事情了，已经上升到文化的课题了，谢谢张老师。
张立宪：今天请来的朋友，我们不想强调每个人的身份，尽管很多都是业界的老前辈，我们也不想把大家绑架来，逼着大家上台夸我们，说这个书有多么好。现场的很多读者，都很早就迫不及待地拿到我们的书，很多都是读过了。我们也想请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读这些书的感触。我们就不再请老前辈和同行们发言了，大家想说的话自己举手，我们把话筒传递过去。
读者：我还没有买这个书，不是真正的读者。但一直是《读库》坚定的读者，我感觉就两个字，“讲究”。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提给老课本，一个提给《读库》。老课本做的时候涉不涉及版权问题，有没有想过这些文章是谁去写的？是什么样的人在写，是名家，还是普通的工作者，教国文的老师？您和团队背后付出了很多，这本身也有很高的成本，有没有想过在自己兴趣所在的同时，它的市场效益有多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读库》的，我们是两个月看一次《读库》。现在感觉还是有点不过瘾，觉得出得少，有没有可能做成月刊。但是做成月刊，我们又在想会不会水。现在您做很多事情，这两者如何兼顾？
张立宪：关于版权问题，我们产生再版念头的时候，我在第一时间给我的一个同学打电话，她原来在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司工作，这方面的专家。我说你赶紧帮我查一下版权问题有什么解释，有什么法律依据。她很认真地查过之后告诉我，一部作品在出版社出版五十年之后，出版社不再拥有对它的版权；作者过世五十年之后，作者或其家属不再拥有其版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套书我们来做，不存在版权的争议了。
大家可能会疑问，为什么商务印书馆不做这个事情？我对出版史不是很了解，但我想，此商务印书馆非彼商务印书馆。石鸥老师之前也找过商务印书馆，但他们拒绝了。
《读库》两个月一期，是我能想到的比较理想的出版周期，至少在我们现在能够预见的未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还有发泄不完的精力，我们就鼓捣老课本和做一些别的东西。
图书行业特别奇怪。中国的出版社，即使是很大的出版社，像三联书店这样的老牌出版社，其流动资金也不够在北京买一套房子的。但是图书行业是情感含量很高、智慧含量很高的行业。对于我来说，我也没本事改行做别的事，并且做图书能够让我得到最大的职业快乐，这个就够了。这个行业资金门槛不高，花的钱不多，够养活自己，我们团队的运作不需要干很多自己很勉强的事情，就可以把喜欢的事情做下来。用去年我们的一句话说就是：按部就班做下去，就能顺理成章活下来。
说到效益的问题。我想到一个词：刚性需求。有的书读也可以，不读也行，送来就看，不送我也不愿意买，纸质书也行，最好是电子书，不要浪费纸。什么书能够成为刚性阅读？如果判断准确，这样的书就不愁卖不出去。老课本销售的第一轮已经完成，最关注这件事情的读者已经拥有了，他们会掀起第二轮的推荐和推广，已经跟我们没有关系了。这套书的生命已经靠那些享受它的人完成了，这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效益。
读者：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教授法不做成竖版的呢？现在的技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从我现在的感受来说，如果计算机能够打出字来的话，我们仍旧用繁体字就好了，完全可以废除简化字了。
张立宪：废除简化字已经不可能了。大家可能看到原来教授法的内页了，已经修复不出来，那么细腻的笔画，以现在的技术不可能实现。如果要竖排的话，只能重新排版，可现在的字形已经跟当时的不一样了，不好看，而且现在的繁体字和当年的也已经不一致了。我们的团队里有博士，教育学的硕士，还有很多扩招之前的本科生，但是大家对高小部分读起来都有难度，所以我们的教授法有必要做成简体的，方便大家阅读。
读者：张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您或者是台湾汉声的黄老师，台湾的小学或者是初中，他们是沿用老课本来教授台湾的小朋友吗？他们也像大陆一样完全推翻了这个体系，重新建立了教育系统吗？
张立宪：这个应该是黄老师回答，但是我可以回答，台湾小朋友用的肯定不是这一套。这一套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黄永松：我是比较末端的时候有这套书的衔接。因为家里的关系，老课本在，但也不是我读的书了。那时候已经是用新的印刷术在处理版本，但是用的语言文字、内容，基本上是延续的。我觉得在台湾有个好处，我们离开了中原，但是我们特别要保护我们的传承。
读者：我想说说我儿子对这套书的看法，我儿子读三年级。他带了一年级第一册到学校去，课间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在看，都很喜欢。他们班长说，这套书我们家早就买了，我们家早就买了，我都看过十遍了。我儿子他们不太相信，把第三课翻开盖上，问班长第三课说了什么？班长很尴尬地说不出来，说我看的是第二本。第二天我儿子又把第二本带过去考他。小孩子看事物没有什么功利性和偏见，他和他的全班小朋友都很喜欢这套书，谢谢您。
张立宪：这个话千万别传出去。有很多读者很激动地说，这个书应该让现在的小学生人手一套。如果这个话传出去，教育部长的侄子马上就成立一个公司，专营这些图书，没我们做事的份儿了。
读者：六哥好，大家好，我是专程从天津赶过来的。
张立宪：恩，现场还有专程从沈阳赶过来的。
读者：非常感谢《读库》让我的小孩看到不一样的文字，他也在上三年级。他上一年级的时候有这样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很短的阅读，姐姐带着弟弟去郊外，弟弟捉了一个蜻蜓，姐姐说蜻蜓对人类有益处，弟弟就把蜻蜓放了。老师问：为什么把蜻蜓放了？儿子回答：蜻蜓是益虫。我也觉得对，但是老师判错了，我让儿子去问问为什么。儿子回来说，老师说标准答案是“因为蜻蜓对人类有益处”。这件事让我很无奈。我买了老课本给孩子看，孩子大概翻了三四课的样子，跟我说，妈妈这个很好，可是我还是有些读不懂。我说没有关系，我们两个睡前可以读一读。所以感谢六哥，感谢《读库》能够让我的儿子在现在还能看到不一样的文字，体会到不一样的中文之美。
张立宪：这个真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是共同在向一个东西致敬，百年前张元济和他的团队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大师做小书”的境界。具体是谁做的？像田歌老师的祖上，据说就是画这些教科书插图的画师，他们用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这个书。教授法的前言是石鸥的同事吴小鸥老师写的，她有很多数据上的分析，现在小学第一课的语文课有多少字，当年的是几个字，出现最多的是什么，这是有很多学问在里面的，不是我们随意做起来的。那个年代大师编小书，我们现在努力来做，实际上是向他们致敬。
黄永松：顺着张老师的“大师编小书”。我们都知道，大文豪托尔斯泰觉得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最高兴的事情，是为小孩子写他们可以阅读的故事书。所以他自己亲自去收集民间故事。他说写一部伟大的长篇，甚至谱写一曲伟大的交响乐，都不过如此，没有这个工作重要。
读者：您好，我一直是《读库》的读者。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汉声的《中国童话》的简体版进展如何？好期待啊。第二个问题是您说还要继续修复几套老课本，我想知道这几套的区别是什么？
张立宪：因为我们从石鸥老师那里拿到的有八到十套，比傅国涌老师推荐的多，发现各有特点，每一套都难以舍弃。我之前提到阎锡山在山西编的那一套，非常了不起。每册非常薄，也就八本，全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听你念都能听得懂的话，特别棒。我们做的这一套是影响最大、名声也最显著的一套。通过做这一套，我们会测算出我们修复一套书的工时，包括所用的人力、财力，如果条件允许，我们会继续往下做。这个更多的是满足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让他们有母本、蓝本可供参考。对于家长和小朋友来说，让他们来消化八套老课本，有点儿反人类。
如果我们有了足够多的母本之后，我们就能够梳理出比较理想的课本。我们现在的这套课本，从初小到高小一共是七年。你给你的小孩看，如果他是八岁，看到第二册就看不动了，他能看得懂也最好不要让他看，因为可能对他而言是个负担，这些课本能陪伴他到初中。但这可能不是最科学的办法。最科学的办法是我们能够博采众长，单独有一本是给一年级的小朋友看的，另一本是给二年级的小朋友看的，这是我们心存的另外一个梦想。还有一个梦想是，仅仅有中国的小学课本是不够的，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的国家，我们都应该看看他们的小学课本是怎么样的，有条件我们会做下去的。
黄永松：关于简体版的《中国童话》，现在正紧锣密鼓地在繁转简当中，计划作为明年给小朋友的礼物吧。
读者：不要小看我们过去的文化。提一点，真正的太阴历其实是埃及人做的，我们一直沿用的是夏历，用加闰月的方法，如果按照这个来算下去，我们四百年后会迎来闰腊月，一千年左右后会有闰正月，会有两个春节了，当然如果那时候人类还存在的话。像“早起”的“早”，可能是“跳蚤”的“蚤”。当年的元素周期表已经发明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那些元素用中文究竟该怎么表示，如果出现“氧气”的“氧”就是“修养”的“养”，出现“氢气”的“氢”就是“轻重”的“轻”。
有没有可能出版除了国文、修身之外的老课本，前一段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的《美国高中语文》的课文，上下册，好像还有小学的语文，另外还有出美国生物教材。我也是学工科的，想了解六哥在借鉴国外课本方面有什么计划？
张立宪：我们现在碰到的是浩如烟海的对象。国外的教材是不垄断的，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出。但是经过市场长期的竞争和家长们长期的筛选，每个国家有那么几个出版社出些看家的教材。那边的教材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小朋友来看，很多不是我们作为一个编辑能得出的结论。《读库》下一期有一篇文章，是介绍德国百年前的老课本。这个问题特别庞大，我们只能得寸进寸，得尺进尺。而且没有必要让小朋友读那么多的书，好好的一套书足矣。更多的事情还是应该让他把书和这个现实、这个社会、周围的邻居、家人、老师对照起来，可能学到得更多。
读者：我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出生的，上初中的时候正赶上教改，特别可笑，我们要同时用两套教材，来应付考试，我现在一套都记不住了，觉得自己是个文盲。当初用老课本的很多人现在年纪大了，但还是能够记得一些句子，并且琅琅上口。您心目中最理想的教材是什么样子？
张立宪：这应该是教育部长来回答的问题。在我们整理的这些老课本里，最早的那一套，名字叫《最新国文教科书》。我们所见品相最好的，也是那一套，虽然一百多年了。我没有数据支持，但是我判断在晚清时期，能够读书，能够买到这些教材的人，肯定是殷实的家庭，那时候教材的普及率非常低。后来教材做得越来越糙，纸也用得越来越差，可能也是因为它越来越普及。现在人得到的信息越多，反倒越容易乱，杨绛先生能够背出来老课本，也许因为小学的时候她只有这套课本，也不接触别的更多的信息。
我最近看到奥威尔和赫胥黎的对比，奥威尔说人类会死于信息的封锁与禁锢，赫胥黎说人类会死于信息的过度泛滥。看来赫胥黎是对的。我们每天接触这么多的信息，从一卦到二卦一直到八卦，你可能反倒什么也记不住了。我替教育部长这么回答一下。
读者：针对您刚才的问题，我又萌生了一个疑问。如您所说，我们现在是信息过量的年代，但读书仍是必要的。我们怎么在这个信息过量的时代选择自己所读之书呢？
张立宪：这是文化部长要回答的问题。我们刚才说到一个词，“底层数据”或者说“基础数据”，无论是一卦、二卦，还是六卦、八卦，在上面喧嚣，有那么几本书来铺底就行了。我替文化部长回答完毕。今天的聚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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