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我对摄影确实是门外汉，下面的时间交给现场的各位，咱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再学习。
提问：谢谢刘老师的精彩讲演，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刚才您提到这张照片，也向我们讲述了拍照片的过程，是先对当时的社会有一个判断，毛泽东时代过去了，每个人都希望放下包袱。您先对社会有了一个判断，然后您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个瞬间，最精彩、准确的表达了您的判断。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您这是一种主题先行，先有了主题，后有了作品。这样的话，我从极端的角度来理解，是不是先有对社会的判断，作为一个记者或者摄影家，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家，对社会有判断，然后从生活中寻找对判断的最佳解释。您是不是可以用摆拍的方式来表达您的主题？新闻记者是新闻记者，还是社会学家对社会现象的判断？
刘香成：你这个问题很复杂。
张立宪：他认为您所拍摄的照片是为您预设的主题服务的，是这个意思吗？
刘香成：我觉得我们把这个问题稍微简单化了一点，我要解释一下。因为一个作者，是摄影记者也好，文字记者也好，对事情没有一种解读的话，是比较难以想象的。但是摄影和文字记者最大的区别是，一个好的文字记者会拐弯抹角的一直去探讨一个问题，会通过一系列人物的采访找出他个人觉得最正确的一种判断。但是摄影记者有一个判断后，如果你在一个地方，这些人的表情，这个事情本身不发生在你的相机前面，你也很难把他拍下来。我在刚才很简陋的发言词里说，如果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工作，你可能会知道中国的下一个新闻故事在哪里，世界要发生的重大的新闻会在哪里。因为这本身就是你的一个判断，而且你的判断还要有一点，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在哪里。所以哪怕有了所有这些很准确的判断，你对他的客观性都掌握了以后，还有一个很高的门坎，就是你的总编辑派不派你去那个地方，这对我们摄影记者来说是比较难搞的一件事。
提问：刘老师您好，我对您这本书很感兴趣，因为它的题目叫做《毛以后的中国》，但是具体来说是毛以后、江和胡以前的中国。现在又过了很多年，您也在北京生活很多年了，如果您用镜头语言表达现在的中国或者您现在理解的北京，您的角度和想法是什么样的？
张立宪：我先替刘老师回答一下，刘老师有两本书，一本是《毛以后的中国：1978-1983》，还有一本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
刘香成：还有一本是《苏联，一个帝国的解体》。
张立宪：是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就包括了1949年到2008 年这期间的中国，刘老师作为一个编辑，把他认为能代表中国的照片收录到这本书里，不仅仅是刘老师的作品。这本书除了没有在中国出版外，已经有很多语种的版本问世，并获很多奖了。
提问：对于一些特殊的比如说2008年这个时刻，您有什么想表现的这个时间段的东西？
刘香成：如果今天我的头发没有这么白的话，中国还是一个有很多很多题材可以发现的国家。我有时候看见新闻里说，现在农村农民土地改革，这可能是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点，又会带来中国下一个面目全非的改变。对我来说，像这样的话题，我从哪里开始。我觉得这个题材会把我引到中国基本上五分之三的领土里去。
摄影师王征来自西北。我看到他的照片，我很想知道甘肃、宁夏这种地方，怎么能够深入进去，因为我对那里的文化很陌生。有一年，我给艾未未的父亲艾青拍图片，他形容文革时，他在新疆挖了一个坑，他就住在坑里，坑上面有一个塑料布，风一吹，上面的沙土像下雨一样的下来。他描述得很形象，我就记在脑子里。有一次我从上海坐火车到乌鲁木齐，这是中国最长的一条火车旅程。我订了一个硬座的位，买了一个软卧的票，我就在火车上来回的转。走不动了，我就回到软卧歇一歇，然后又跑出去。这个旅程使我深深的加深了对中国的理解，基本上从兰州开始，一直黄河往北，到乌鲁木齐的时候，你会看到中国一天一夜火车走过的领土中，是一根草都长不出来的土地。这又能帮助我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会是这样？我经常和人家说，和印度相比，老天爷给我们这块土地不大公平，因为这块土地不怎么好。我会觉得今后中国深入发展改革，有很多很多影响下一阶段中国发展的方面，包含着很多很多题材，我会去朝这个方面走。基本上，邓小平先生要实现的“四个小老虎”的里程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中国还有这么大的领土和社会，它是怎么样的，我会往那边考虑。
前几天有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对我说，现在中国只有一百四十几个农村没有很怪异的洋房，还是原汁原味的农村。他们希望找一两个，看看怎么说服农民，既能够改变农村的经济状况，同时把一些值得保护的老村屋保护下来。所以这些问题都会很深刻的影响中国的未来，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题材，也会有很多很好的画面，我会往那边想。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提问：您好，刘老师，我是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我问一个肤浅的问题，您这些经典的镜头，是不是很多也来自意外的瞬间？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对于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好的照片经常来自工作业绩之外？今天下午老板说要交十张照片，可能十张都很一般，但是下班回家看到一个精彩的瞬间而拍下来了。您作为一个专业摄影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刘香成：我想给你做一个坦白。我是一个最不喜欢相机的人，所以你很少看见我会带着一部相机，因为我觉得相机这个事情本身特别累。所以我带着相机的时候，一般是把我自己放在工作的状态。我去旅行，基本上是问凯伦他们有没有带相机。我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消耗精力的事情。
至于说这个瞬间，我刚才已经重复了很多。
比如这张画面（《读库0905》P26），那个时候高考刚刚恢复。我们发稿是从祁家园的外交公寓开车到西单的电报大楼，传真照片到东京分社。我回来的路上看到这个场面，马上又回来拍。这个画面拿着测光表都不知道曝光多少，因为实在是很黑，看起来好像有挺多光线，其实要看清楚女孩子脸孔的光线很不够。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二十再放开。所以说有没有这种意外的东西？当然有。这张图片能够存在，是这个画面本身感动了我。
另外，在人民大会堂旁边，把毛主席的相片拉下来的那些工人，也是我在发稿的路上拍的。我天天经过天安门往西单走，一次突然往那边一看，怎么毛主席像不见了？我心就突突的跳，把车开过去。那时候北京的交通管制比较松，我把车停在历史博物馆那里，就上去给他们拍图片。他们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样的画面。
回答刚才那位先生的问题，有时候这些画面是发生在你的面前，但是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心里在找什么东西，就算这些在你面前发生，你也会错过。
张立宪：刘老师刚才已经总结了成为一个优秀摄影家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属兔子，一个是不喜欢相机。
刘香成：我希望这里没有佳能和尼康的朋友。
提问：您好，我就是尼康的粉丝。1983年是尼康S3的时代，金属的时代。您刚才提到一个词叫“B门”，我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数码时代以后就很少提到这个了。大概一个月之前，我去三影堂看了您的影展，我非常的感动。刚才您说到“非语言表达”，这非常重要，您在照片中非常注重对眼神的传递、肢体的表达、经典动作的表示，这不仅体现在您的理念，也是您的实践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晚辈学习的地方。中国话叫相由心生，您说很多都是心有准备的，比如说大连理工学院的那张溜冰的照片，您心里也准备了很久了。
您的这本书现在出来了，名字叫做《毛以后的中国》，就是1976年到1983年，那时候是冷战时代，苏联还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9年开始的，早期的改革开放。整个片子和题目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东西，东西方的色彩比较浓一点。我看到您的照片已经穿越了历史形态，很多的东西是人性的温暖和光辉，包括甘肃的三个男孩戴着墨镜和谈恋爱的镜头，不是一个时代或者意识形态所能照出的东西，而是整个中国人文精神，很多都是温暖的东西，很感人。包括有两对恋人，是在天安门附近城墙旁边，一对恋人抱在一起，一个眼神看过来，非常感人。仅仅说是《毛以后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它时代化了或者窄了，您的视野是更宽广的，是穿越了更深的中国人的考虑。希望我们看的时候能够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对人性的挖掘和国民本质的理解。
刚才两点是评论，下面说问题。刚才谈到布列松，您是布列松的同事，很多人说您是中国的布列松，我们很高兴。他认为摄影是很残酷的游戏，他一生里拍了很好的片子，都是在一九四几年的时候，三十岁到四十岁的时候拍的。他说拍一张片子容易，拍一张好片子容易，拍一辈子好片子不容易。能活到老拍到老不容易，我们看到他老年就开始画画了，就像您说的您不喜欢相机，他最后是彻底离开了相机，靠画画过日子。您拍了这么多年，怎么解读布列松的情况？
刘香成：首先谢谢你的夸奖，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承受。你说的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其实布列松摄影之前是喜欢画画的。我在香港小学的时候，父亲也让我礼拜六去学画画，我画了几张之后，很快就知道我没有这个才华。布列松说的含义里，还有一点你提出来很重要，你刚才说的那句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是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一篇采访中说到的，他一生接受的采访不是太多。在这篇采访中他曾经这样说，我照相照了五十年，但如果在我的作品里，值得你看上三秒到五秒的图片，我看也就是那三、四十张。我看到这个采访之后，有一种焦虑也有一种认同。因为他所说拍了五十年的图片，值得你看上三、五秒的图片不会多过五十张，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决定性的瞬间他能够抓下来，让你看上三到五秒的时间，其实是说这个画面要耐看、经看，这个图片能够留下来的意思。他临走的前十年，法国有一个阿尔国际摄影节，他当时就在摄影节不远的乡村画室，距离不到五十公里，但是他就是不去看这些相片，他拒绝去。我读到这篇布列松的采访以后，我觉得我应该更加谦虚。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留下一些作品，人家觉得经看，这个比较难。虽然我不爱相机，但是我会不会继续拍？我会继续拍，我总是在琢磨，我应该拍什么？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有困境。我1997年回到北京，除了个别工作需要情况下拿起相机，我一般还是对人比较感兴趣，有一些艺术家朋友、一些作家，我觉得拍他们的肖像能够把他们这个人从他的身体里抓出来，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继续带着高度的挑战性，而且我很愿意接受这种挑战的。
提问：刘老师您好，我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在《现代摄影》中看到您的文章和戈尔巴乔夫那张照片，非常震撼。作为新闻摄影来讲，您也是非常有准备的人，当时说您在现场只拍了一张照片，而且那一瞬间的选择，戈尔巴乔夫刚好合上讲稿。那个照片是彩色照片，但是《毛以后的中国》全部是黑白照片，我想提几个问题，您对彩色摄影和黑白照片，作为新闻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在中国，您出的所有的图片都用黑白来表现，有什么意义？刚才您说《生活》杂志是报道摄影最成功的杂志，但也注定了他的死亡，为什么是这样？
刘香成：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美国《生活》杂志是亨利·卢斯先生创办的，它的死亡有以下几个原因，美国杂志发行的商业模型是把发行量做得很大，订购的时候可以很便宜，在美国订刊物比中国便宜得多。因为有了很大的发行量，可以提高它的广告收费，这是美国普遍的刊物出版的商业模式。
但是它注定的死亡在于，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电视媒体起到了大众的作用。所以，当《生活》杂志想和电视媒体竞争的时候，已经注定了它的死亡，因为你抢不过电视。所以每一天，每一周，美国人从越南收到的坏消息，电视第二天已经报道了。等到《生活》杂志再过一个礼拜出来的时候，对读者的吸引已经不足以和电视媒体抗衡了。所以，它就面临着一个困境，它的发行量越多，亏得越多。所以这个商业模式，有了电视之外，做一个图片的刊物所面临的挑战是非常非常严峻的。虽然我印象中，它曾经尝试恢复了三次，都是失败的。现在听说又要恢复网上刊物了。
第一个问题是黑白和彩色的问题，其实我在中国拍了很多彩色的照片。尤其是当初，我是《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拍了很多彩色的照片（柯达的和富士的，也寄回去洗）和黑白图片。为什么我的作品中，大部分中国的图片都是黑白的呢？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因为当时的中国，好像你把胶卷怎么曝光都没有颜色。后来我去了印度，我觉得这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光线问题，还有中国的题材，一方面也可能更善于用黑白来表达。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有一些国家的色彩是非常漂亮、非常自然。如果拿黑白图片去拍印度，是会很惨的一个局面。因为那个地方怎么曝光，到处都是颜色。我看到我的彩色照片，在中国找不到颜色。这是我个人的感受，不晓得在座这么多人拍图片，有没有这种感受。谢谢。
提问：刘老师您好，其实今天我有很多问题想向您请教，但就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记得您在书里或者文章里曾经提过美国的言论自由，您的观点是美国的言论自由是有所谓的正统和非主流。非主流可以存在，但永远压不倒正统。我想请您讲一下，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您对当前美国的新闻业，无论是文字记者还是图片记者，您对他们当前的新闻报道所能达到的真实性做一个评价，对当前的处境能否满意。希望您做一个评论。我知道您也很关心中国新闻业发展，希望您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
第二个问题，您在西方工作生活了很多年，又回到了中国，您的行业可以去观察很多的人，观察文化，观察生活。您认为当前西方和东方（主要是指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民众互相存在哪些误解？有哪些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可能有的东西是好的，但实际上误解成不好的，可能有的不好的但被误解成好的。
刘香成：又是很大的问题。我听到你的问题，觉得你经过很多的思考了。我在美国很多的主流媒体和媒体公司工作了三十年之后，我觉得你提的问题不容易综合的给一个答案。其实两个问题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准确的回答。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搞，为什么呢？
前几年我们公司的同事在开会，提出一个问题：共享的价值。
我觉得东西方，东方里也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有中国，有韩国，有日本、泰国等很多国家。但哪怕在东方本身，也有很多我们没有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所以你到了东方，到了西方。我不觉得美国人和法国人会想到一起去，美国人的文化又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三个大国的意识形态的结合，当然其中来自英国的最多。所以在不同的价值观方面，你给我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不同的价值观方面，看什么问题都有不同的角度切入，出来的结果是会很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问题，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又是一个很令人关注的问题。
我的处境特别不好，我在西方记者面前，总发现我在跟他们吵架；我在中国看到一些同行，有时候我又觉得他们太敏感，一天到晚找人家吵架，今天和日本人吵、明天和法国人吵。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深远文化的国家，我一直说，我们这么难才把大门打开了，不要打开大门就和人家吵架，更多的应该是一种包涵、包容的心态去看自己、看别人。这种事情说起来，我自己都觉得特别玄，但是做媒体的人，没有很广阔的视野能够去把这个问题的本性理一理，这个东西就很难。现在中国开放以后，外交方面跟各个国家也很好，这个好的基础是在经济上，相互你有约束我的能力，我也有约束你的能力。中国进入新世纪，在新的平台上徘徊。但是在文化上，我深深的理解中国人的心情。就像当年电影导演白桦拍的《苦恋》，我爱你，你怎么不爱我？中国人受这些东西的影响很深，觉得我们是开放的，为什么西方会这样的丑化我们，对这个提意见，对那个提意见。若是不回到最根本的人类的共同价值方面，就很难完整的回答。因为西方的文化，你可以从宗教找到根源和解释。但是中国本身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也有人在研究儒家到底是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儒家的学问里有很多是和犹太教很相似的，比如说不应该做这个，应该怎么做人做事。但是中国人是没有神的，我没有资格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价值，但是价值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怎么去解读或者去做这个事情？最好是不要去想它。中国应该把中国的媒体做好，中国应该在空前的社会环境下去发展文化。我看世界，半杯水，是半杯空还是半杯满？我总觉得是半杯满的。
我绕来绕去，实在是不懂得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张立宪：时间所限，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非常抱歉，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到，您不断的在和各国的同行吵架，我特别想知道您和中国同行主要在吵什么内容。第二个问题，我想请您深入的谈一谈《生活》杂志，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本以摄影为主的杂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不存在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对于一本以摄影为主的杂志，摄影本身对这个杂志的没落或者消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仅仅是一个时效性不够的问题吗？
刘香成：我跟他们吵架不是说真正的去闹去吵，我的意思是，我发现有时候要和他们解释中国的情况很累。因为我总是觉得他们是带着一种眼镜来看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听了之后总是有点急，我想尽量的给他们一个不同的观点去看中国。和中国的同行们，就是刚才情形的反面，我们有时候也用很简单的眼光介绍世界和美国，说它们是这样或者不是这样。中国新闻是越来越开放，但是这个步子刚刚迈出去，前面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第二个问题，比如举个例子，玛格南这样著名的摄影图片社，很多很好的摄影师没有办法靠一个杂志给他一份差事而工作，去追求他们的兴趣、生活。他们很多只好回到做个人的项目，替一些NGO在某一个话题里面自己去做一些报道，找一些赞助，去做一些展览。我比较看好中国这个地方，大家不要忘记我们新闻，我们的出版，我们的起点实在是比较低，因为人家搞这个东西已经搞了两百多年。因为是这个原因，我们的平面媒体，我们的电视媒体，真正能够形成公众对我们认同的诚信的品牌，我们在这个发展的阶段正在开始。所以，在中国做一个摄影记者要成名，绝对比美国容易，或者相对从题材方面，从这么多的刊物方面，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时代，尤其是在媒体上。我曾经和默多克先生谈话，他说，做媒体就要去人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人够多了，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媒体作为一个行业来专业化，怎么改革，怎么重视人才，这一系列的专业和行业必须有的条件，政府怎么能够一步一步创造这些条件。我觉得媒体或者摄影记者、文字记者，在中国的前景特别好。至于是《生活》以前是《LOOK》杂志，还有很多刊物在美国，有一些在欧洲的杂志，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除了网站的影响以外，市场其实是挺饱和的。但是这个现象在中国没有，中国很多人说是网站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网站不能不依赖已经建成的品牌的信息，其中包括文字，包括图片。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张立宪：费正清先生说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1949年之后，到尼克松访问之前，美国派到中国的人，比上月球的人还少。所幸，在1976年，从美国来了刘老师，来到我们这个“月球”上，并且他和这片土地在情感上没有任何“短路”，他记录下了这颗“月球”上的很多照片，二十多年之后，这个照片让“月球”上的我们看到。
刘老师是一个非常喜欢林语堂的人，他本人也让我们体会到林语堂先生的那种风度和智慧，感谢刘老师。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刘香成——“中国：1976-1983”讲座（文字篇）刘香成——“中国：1976-1983”讲座（提问篇）
刘香成——“中国：1976-1983”讲座之现场《中国：1976－1983》精装限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