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76-1983
主讲：刘香成
主持人：张立宪
时间：2009年10月25日下午14：00-16：00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凯伦·史密斯（当代艺术研究者）：我们今天会听到刘香成老师说很多很多关于他摄影的经验，包括他对摄影的看法。我想我首先给大家看看他比较广为人知的图片作为参考。大家一边听，可以一边想一想，为什么认为他拍摄的角度比较特别。我们知道刘香成是比较有名气的新闻记者，但是如果我们看他在其他国家拍的照片，和在中国拍的照片来比，还是中国的图片有一定的特点。可能是因为他有中国的血统，而且中国的经验也比较多。他小时候在中国学习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到美国上完大学，回到国内作为美联社、《时代》周刊的新闻记者，发现了中国的变化很大。这个变化是根据他小时候的经验，所以我很快的放一些他从1978年到1983年拍的一些图片。可以说他在这个国家中，一直在寻找自己小时候认识的中国，到他回到中国时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毛泽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个变化对于他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国内的人们还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变化到底在哪里，他是通过摄影——这种他个人很特别的视觉语言来表达。
毛泽东时代会有一点政治色彩，但是你慢慢就会发现人的状态的变化。这里有一些很微妙的东西，可能就是在1976年前不会发生的事情，包括人的表达，社会的态度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你会听他说，他是通过摄影来报道政治，但是他更多的图片是通过记录生活来表达意识形态。有一个系列是关于爱情的，特别可爱的，掌握这个时代很微妙的人的关系。（具体图片参见《中国：1976-1983》中文版或《读库0905》）
我很荣幸介绍刘香成和张老师上台。
张立宪：大家下午好，今天来的可能不只是《读库》的读者，还有很多刘老师几十年的老朋友、老哥们，以及摄影界的朋友。我首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读库》的编辑张立宪，今天很荣幸能够和刘老师一起在台上，所以我特意借了一件衣服来穿，谢谢大家。
我有机会聆听过刘香成老师的教诲，也有幸目睹了他这本书（《中国：1976-1983》）漫长的编辑和审查过程。这本书终于在今天的讲座之前，按倒计时的工作方式由雅昌印出来了。我们也有幸把这本书里刘香成老师的两篇序言和部分精彩的图片选刊在最新这期《读库》上，在编辑的过程中，我对刘香成老师也有了一些更多和更精微的了解。
1976年到1983年，刘香成老师先是作为《时代》周刊，然后是美联社的摄影记者，派驻在中国。他在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他是那几年唯一一个外国媒体派驻在中国的摄影记者，所以有一年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找到刘老师，对他说，我们经过精心的统计，发现海外关于中国的图片有65%都是你拍的。我当时在编这个稿子的时候，一开始有一些疑问：65%是刘老师拍的，他又是唯一一个外国记者，那其余的35%是谁拍的呢？好在我是学新闻的，我知道中国还有两个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就是说刘老师拍了65%，我们的新华社和中新社拍了另外的35%。这个数字足以说明刘老师的份量了。
今天这个讲座理论上不应该由我主持，我对摄影完全是外行，对刘老师了解也不是很多。之前我先问了一下台下就坐的刘老师的老哥们，您认为应该让他讲什么呢？他们说，让他随便聊，今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如果真说的话，聊十天也不够。所以这一个小时，就让刘老师随便聊。
刘香成：谢谢，首先我借这个机会感谢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星期天这么好的休息时间，大家来参加这个交流，谢谢张老师做这次的主持人。我也要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和后浪团队，终于在建国六十周年时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我其实做了一些很简单的准备，我希望和大家交流三件事情。第一是过去三十年里摄影界的改变；第二是我对摄影的一些理解；第三，我想说一说，我自己对我在中国和在其他国家（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的作品的感受。
张立宪：说到这里，我要插一句，刘老师1984年离开中国之后，又作为美联社的记者先后派驻到新德里、阿富汗和莫斯科，还有洛杉矶和汉城。刘老师拍摄苏联解体的那张照片获得普利策奖。我听到过一个小小的八卦，说当时戈尔巴乔夫宣告苏联解体时候，现场不允许记者进来，刘老师乔装改扮进去拍了照片，拍的过程中被保安打了一顿，出来之后被记者同行打了一顿，因为只有他拍到了这张照片，是这样吗？
刘香成：这个情形不完全是这样，但受到两方面的高度关注是事实。
我很快速的把我准备的两个想法和大家说一说，看看张老师有什么问题，今天我主要想来听听你的问题，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回想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去世时，我刚刚作为一个专业记者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个时代通过模拟信号的传输，我们要发一张彩色的图片，需要二十四分钟。因为彩色的图片需要三种颜色，要发三次，每张图片是二十四分钟。如果我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发图片，一天可以发六十张的图片。今天的社会，每一秒就能够发一张图片，我一个人如果发二十四小时的图片，就能发八万六千四百张图片。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信息量已经增长了一千四百四十倍。
更多的图像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会得到更多的信息呢？我觉得答案是是，也是不是。今天摄影这个行业面临严峻的挑战，再加上我们也有很多“公民摄影家”，他们可以向CNN或者通讯社等各种机构上传他们的图片。
几年前我曾经当过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的评委和一年一度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大师班当过一年的老师。再过几天，今年的荷赛在澳门有一个展览。史蒂芬·梅耶斯是过去六年荷赛评委会的书记官。前几天他们发来资料，我看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观察：“在看了过去六年四十七万零二百一十四张荷赛参赛图片后，发现评审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是抵制变化的。”“对很多摄影家来说，这项比赛反映出的媒体，还停留在我们对过去媒体的期许上。”
还有一个观察是，摄影记者越来越多以很相同的方式重复相同的主题，有三大题材是拍之不尽的：第一是被剥夺者，第二是弱势人群和异国的风情。除了“家”以外，什么地方都可以拍图片。这些过度表现的主题包括了商业性行为（sex）、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亲吻中的同性恋者等等。有一个评委在2006年曾经说过：“你不必多有种，但你一定需要一个勇敢的大脑。”在今天的新闻摄影中，最缺乏的就是亲切，九成的图片其实只反映了一成的世界人文。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今年9月，美国尼尔森有一个报告说，青少年现在平均每个月发两千两百七十二次的短信，遗憾的是，他们所有的通信手段几乎只有E-mail和短信。用户在电子邮件和短信中插入了笑脸或者哭脸，不过他们看不到自己真实的面貌。
今年九十五岁刚刚去世的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在1959年就写了很多关于非语言传播的著作，其实摄影和艺术也是非语言传播中的一种。他的论述中，我感兴趣的是，他说肢体语言、面目表情和种群的骄傲起到了“并置于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们在不同的文化中“印记”情感、态度、反应和判断。霍尔继续解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外交官进入异国的时候，虽然他们受到的专业训练，可以掌握当地语言的情况下，在交流中仍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不能理解随之语言的表情、姿势和细节。同样的，我们的官员、记者到其他文化中进行交流，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些“沉默的语言”是通过文化的熏陶，不是学校教授能够教的。不单是不能言传，很多甚至是无意中形成的。通过“沉默的语言”所传达的蕴义含蓄，更多的是感受而不是理解。
你们刚才看的作品，或者有机会看到的这本书，都是我在1976年到1983年间毛以后中国的作品。当时离开毛泽东时代的感同身受，我觉得有一大部分是爱德华·霍尔所说的“文化熏陶”。我童年曾经有几年在福州度过，它使我长大之后能够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潜移默化政治化的关系，观察到那个时代政治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领的中心地位。我察觉到政治化进程是如何在学生、市民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当我开始去记录中国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图片会成为一种政治社会的报道，我当时有意识的或者我的直觉是，中国人从对毛的个人崇拜中摆脱出来了。不过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在那个时候还不明朗，那几年是人们文化、政治、日常生活中一个“美好的放松期”。我之所以能够从政治解读这些图片，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远见或者特能，而是因为我生活的和我所看到的日常生活里充满着“政治的记号”。
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对文化熏陶的理解。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也知道，1989年在天安门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学生把民主女神像架在毛泽东像对面，很多西方记者几天后就离开了中国。他们离开，是因为他们不能阅读这个影像的象征意义——毛泽东的肖像和民主女神是在世界上最大的广场的晴空下对视。我在纽约学习的时候，对英美的文化比较熟悉一点，能够得到《生活》杂志摄影师基恩·米利的赏识。而我必须承认一点是，我到了印度、阿富汗和整个南亚、苏联的时候，由于印度的几十种方言和俄语的挑战，我的报道也遇到类似的短路。幸运的正如张老师所说，我倒没有错过另一个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当戈尔巴乔夫作为苏共总书记所发表的最后一篇演讲，由此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我希望年轻一代的摄影家，能够关注我们自己丰富的文化渊源，关注历史，因为只有这样，它会告诉你下一个最大的新闻何时何地会到来。
最后，我还想简单的说一句话，很重要的是，我想指出美学政治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时代和对新中国的体会中，摄影的重要性，比如说在1943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根本就没有提出来，但是在几十年的官方宣传中，摄影一直在传递着官方很重要的“信息”。我想问的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当代艺术的新视觉也会产生，但是我们的新美学将单单是基于从国外进口的一些想法吗？我相信，只有我们一直发展，直到有一天找到一个合适的自我文化定位之后，我们才会建立一套新的中国的美学。随之而来的当然还有它对摄影的必然影响。
张立宪：这是刘老师为今天的演讲做的一个提纲挈领的准备。我就刘老师刚才的演讲先提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再一起交流。刘老师您提到摄影界的变化，有一个词是“公民摄影家”。也就是说美联社现在可能有几十万、几百万业余记者为他们工作，他们平常不拿薪水，拿着自己的手机和相机去拍照，会因为他们的报道内容而成为记者吗？
刘香成：第一，美联社没有这几万个公民摄影记者，我提到“公民记者”或者“公民摄影记者”，只是现在大家说得比较多，同行们也感到比较焦虑的问题。我相信“公民记者”或者“公民摄影记者”是不能取代一个专业的摄影记者。美联社有三千个记者，每天的发稿里，取自公众上传的图片还是属于很少量的。
张立宪：您认为您所说的“公民摄影家”取代不了专业摄影师，他们容易犯什么错误？或者说为什么取代不了专业记者？
刘香成：我最近去伦敦参加索尼爱立信手机拍摄图片的比赛，当了一天的评委，刚才我说的所谓的“非语言传播”，是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我也强调了，专业的摄影记者拿出来的图片不是对摄影技术的掌握，更多的是对人文、文化和历史的理解。哪怕你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服装摄影师，也逃不过这个境界。
张立宪：我看有一个资料说，您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您刚才谈到的米利，他从来不教您怎么调光圈，怎么对焦，他跟您说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刘香成：我在《生活》杂志度过了9个月的时间，那时候米利年龄很大了，我帮他整理图片。他也是布列松先生的好朋友，布列松先生会把他在罗马利亚或者别的地方拍的图片通过莱卡的公关给米利看，他们像小孩子一样互相看图片。每天快下班六点钟的时候，他会请我喝一杯威士忌，给我切一块香蕉、苹果。每天看报纸和杂志，他把喜欢的图片都剪下来贴在台前。在这个闲谈的过程中，他教我怎么阅读图片，而不是怎么去看这个图片。
张立宪：您刚才还提到了最近荷赛的一种概括，大概的意思是，九成的照片只反映出了一成的人文，在布列松他们的照片中，能反映多少？
刘香成：我离开纽约回中国以前，米利先生说你应该到我们图书馆里，把来过中国的《生活》记者，其中有美国记者，也有布列松先生和马克·吕布先生等拍摄的小样好好看一看。我觉得布列松先生代表着一种法国很独特的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他来自一个很有钱的家庭，马克·吕布先生家里也很有钱，他们去照相，是带着法国的人文价值的眼光去看全世界。他们，包括其他一些摄影师，都在猎奇的推动下去观察这个社会。当我看他们这些图片的时候，我想要看他们图片的“决定性的瞬间”（布列松先生说的），他指的意思是从思想到眼睛，用相机快门把你面前看到的事情在一瞬间组合在一个画面上，这是我所理解的“决定性的瞬间”。
张立宪：您能不能拿您的作品来讲一下这个“决定性的瞬间”吗？
刘香成：这张图片（《中国：1976-1983》封面选用的图片），是当年第一拨美国教授来中国，我受美国《财富》杂志的委托，来报道美国工商学的教授到大连理工学院讲课。那天早上，那些教授去学打太极，我就拿着相机在校园里“溜风”。我看到这张画面也是一个瞬间，因为它代表着当时八十年代青年人以及一般的中国人，内在的一种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其实拍这幅图片之前，从1976年开始我拍毛泽东追悼会，就已经感觉到中国人在把这个包袱放下。
张立宪：那种放松感？
刘香成：是把政治包袱放下来，我一直都告诉自己，我要在日常生活中看这些画面，能够表达出这种新时代的开始。在大连理工学院，那天早上，就是一个学生在那里滑冰，我拍下了这张图片。如果我没有在思想上琢磨毛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这个年轻人这样的画面可能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图片也是这三者的结合。
张立宪：原来埋伏好的思想在这一刻被触发出来了。
刘香成：我不知道是不是埋伏好的思想，对这个问题我的确做了很多的思考，当它出现的时候，你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画面。这一瞬间的准备，其实是在我脑子里是多年的积累。
张立宪：抱歉，我再拿您的讲稿复述一下。刚才刘香成老师讲到，现在这种被过度表现的主题，有商业性行为、有非洲黑人同胞的苦难、有蒙面纱的穆斯林妇女、有亲吻着的同性恋者，大家都拥挤在这里，就造成了您所说的九成的照片只反映了一成的人文？
刘香成：是的。我们日常的生活是非常丰富的。我有一次去看法国印象派大师莫奈，他的老家现在已经变成了博物馆。你去看他家的房子、光线、水、花、草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影响莫奈的东西是来自生活、来自周围的环境，这些东西启发了他，这些光线启发了他。我所说的，90%的图片是拍有关我们世界人文的10%的题材，其中疏忽了很多我们平常生活里一些很有意思的题材。
张立宪：这是摄影界的误区？
刘香成：我认为这不完全是一个简单的误区，因为所有的摄影记者都面临着紧迫感、焦虑感和市场的竞争，都想拍杂志的封面，都想变成《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在这种情况下，压力会影响他个人的思想，天天都在矛盾和摩擦。他会猜总编辑会关心什么图片，总编辑可能会看别的刊物在登什么样的文章，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如果那个报纸在登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在中国，当然也要去报道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但是做出这种选择的时候，记者本身要做出勇敢的判断，中国还有很多很多方面，为什么只报道这10%的方面？这是我认同，也是我想表述的一个事情。
张立宪：您刚才第一段提到了变化，在您职业生涯的三十多年中，您认为这种变化，除了技术上的变化之外，在摄影的理念上，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变化？可能不单纯是从传统的胶片变成现在的数码这么简单吧？
刘香成：对，我刚才说的“非语言的传播”。我为什么要引人类学家霍尔对人类的观察。刚才说，我们的图片作为一个信息，我们好像活着的一天里，增长了一千四百四十倍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发出更大量的信息。但是像刚才说的，现在年轻人一个月要发两千两百多个短信的时候，这种沟通是没有帮助传递信息的。我给你打电话，我也会听你是不是在唉声叹气，我听到你的声音，我知道你很高兴或者你今天不高兴，有情绪。如果只是我们发短信的时候，短信有笑脸或哭脸的符号，但它不告诉你，没有帮助你去观察一个事情。我们当记者的，尤其是摄影记者，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我参加了六场战争的报道，那时候是胶卷的时代。我出去的时候总是到处看，因为我觉得我的相机里只有三十六颗子弹，我不愿意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发现我没有子弹。所以那个时代逼着我要去观察，逼着我不仅要观察还要去听，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把我想拍的事情，或者背景或者历史搞清楚。回到今天数码时代，很少的摄影师，包括在座的年轻人不可能说，我没有胶卷了。没有的话就把卡里不喜欢的删掉。
张立宪：没有这种数量上的限制了。
刘香成：这是一种解放，但是对我来说，这反而是一种约束。
张立宪：我也听过很多摄影师说，原来用胶片机拍的时候，他们认为最好的照片是胶卷最后那几张，他们舍不得用的时候，才能拍出最好的。所以每次拍摄中胶卷最后的几张都是最好的。您有这个体会吗？
刘香成：我比你说得更保守。我每次回到办公室的暗房，或回到五星酒店房间的厕所——那是我的暗房，到那里洗图片。我发现最后总有留着十张是空白的。
张立宪：您还要留“子弹”。这种限制性和现在“子弹”可以敞开用，两者之间您怎么理解？
刘香成：我可以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大家有机会回去看看《生活》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杂志报道摄影很成功，也注定了它的死亡。当时越南战争的时候，很多战地记者牺牲，里面很多都是摄影记者。因为摄影记者去的时候坐直升飞机，一颗子弹打到油箱里，飞机就下来了。你看那时候战地报道，会发现那个图片和现在伊拉克战争拍摄的图片，你可以想象我刚才说的隔了两代的摄影。你会发现伊拉克战争的图片，至少大部分我看到的，都是十全十美的构图，非常非常好的光线，除此之外，颜色、背光从摄影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它失去了很多东西，失去了很多意外的东西。比如大家可以想像卡帕当时去拍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登陆诺曼底的时候，如果那张照片是十全十美的话，就不是那张图片了。第一，胶卷从欧洲寄到纽约的时候寄丢了，再找到那张胶卷去洗的时候，我在暗房听他们说（也是在《生活》杂志），他们把它冲得太多了，曝光过了。但是洗出来的时候，还是把那个瞬间，美国陆战队登陆的那个瞬间狠狠的抓住。所以我们去回想越南战争，比如美联社记者拍摄的一个小女孩因为躲避炸弹，没有穿衣服从屋子里跑出来；还有爱迪·亚当斯拍的越南警察在马路上枪毙越共，到今天那些照片我们还记得。如果我问你，现在伊拉克战争我们记得哪些图片？不知道你说不说得清楚，至少我说不清楚。
张立宪：在数码时代，反而出不来这些照片了？
刘香成：不是出不来，而是我们整个工作的环境，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媒体本身已经产生了很基本的变化。在数码时代，你是新华社的记者，你的国际部主任会问你，而且不停的问你，你下个半小时可不可以发稿？你过一个小时可以做什么事情？因为有了数码技术，他就有权利来问你。我看到很多记者，我很同情，也替他们感到很焦虑，因为数码时代把我们推向一个新的时代，就是说报纸要做周刊的事情，周刊要做月刊的事情。因为日报、周刊的记者都没有时间去分析他的事情，而这个活儿要交给一个月刊的专栏作家或编辑。我们的记者，我们做摄影的，也面临这些问题。包括搞商业摄影的，如果广告公司在伦敦或者在纽约，这个摄影师在德国拍摄服装的图片，有时候就把这些图片先传给客户看，这种事情完全把我们的主动性、创造性，用技术和时间，将其隔离了。
张立宪：您现在用数码机拍吗？
刘香成：我用啊。
张立宪：数码机的好处是什么？变化中积极的那一面呢？
刘香成：我觉得最积极的一面就是把摄影民主化了，谁都可以摄影。这本身就是把我们刚才所说的每一天的时间，增长的一千四百四十倍。这个民主化的过程之中，做媒体的朋友也好，一般的个人也好，我觉得我们失去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我也很难一句话把它解释清楚。
张立宪：我是摄影的外行，我也问不出太深的，大家一会儿可以和刘老师交流。刚才您也说到“短路”，一个外交官来到一个国家，语言可能很精通了，但是仍然会“短路”。您自己评价您的职业经历，在中国拍过，也在别的国家拍过，您有没有发生过“短路”的经历？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呢？
刘香成：有两个具体的例子。1980年，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带着我们去深圳，深圳发改委主任亲自迎接我们，给我们做背景介绍。丰田的面包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踩在农田上。我观察同行们的身体语言，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不相信中国搞经济特区能够搞出什么名堂来。美国记者团去深圳的时候，我们的队伍中也有很多美国人，其中有两个是费正清的学生，哈佛大学的，汉语也说得很好，但是从他们肩膀和脸部的肌肉，从他们的肢体语言，从他们看着我的眼睛来说，他认为中国人在和他们开玩笑，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对中国的这种理解，跟之前提到的外交官一样。他有语言，有能力去分析，但是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中国人能够把这个事情搞到什么程度。你回头看，西方对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一贯性的低估了中国的能力。其实低估的不是中国的能力，低估的是每一个中国人盼望改革的欲望。这个东西他们阅读不了，而我深深的感觉到，中国人是等不及要改革的。
反过来，我在阿富汗的时候，跟着苏联坦克撤军的时候。在他们撤军之前，我到现场去看撤的军备是多少，把我活活的吓坏了，大概有五个足球场地那么大的一片，满满的是坦克、军车、起重车、火箭炮。这么大规模的东西来打一场战争，结果苏联还是打败了，夹着尾巴要撤军。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很别扭，我没有办法跟苏联的军官和他们的战士沟通，因为我缺乏语言。
同一个事情，我在汉城的时候。每一年，美国的二十五军（在夏威夷驻扎）要到南韩做联合的演习，他们的对象当然是朝鲜。我到了现场，美国的军官陪同我的时候，我就可以和他沟通，和他聊天。他很自豪地告诉我，我们有活动的厕所，我们从夏威夷用船把所有的军备搬到韩国做联合军事演习。我说，活动厕所很了不起。他说是，我们估计大概一个战士每去那里小解一次，美国的纳税人要花两美元。
张立宪：“收费厕所”。
刘香成：不是，是军费的成本。同一年，我又去柬埔寨，观察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候，也陪着越南的军队在一号高速公路上撤军，开回胡志明城。那天晚上五、六点，突然整个坦克车队停下来。我在车里等了四十分钟，发现车还是不动。我下车去周围农田里看了看，发现整个越南的士兵都在田里蹲着吃饭。原来我们停车的工夫，他们就在田里挖个洞烧饭。我去问越南的军官，这二十多个人（大概一个班）吃一顿饭要多少钱？他们说，这顿饭最多一美元。
张立宪：一个班（二十多个人）一美元？
刘香成：对，一大堆人，菜、肉等一起。我突然心里在想，如果美国的军队在韩国，准备有一天要和朝鲜有军事纠纷的时候，准备和他们打正规战。我觉得首先这个战争不可能是正规战，而是正规加游击战。美国兵去小解一次要花两美元，一大堆的越南人只花一美元吃一顿饭，我就明白为什么美国在越南是失败的。这个失败，如果用文化的角度去观察这两种情况，就会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找到答案。
张立宪：您怎么把这个串联起来呢？是不是您所说的思想的作用？
刘香成：摄影师要把事情搞明白了，稍微或者明白多一点，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帮助：你去拍对方的时候，你会赢得对方的很奇妙的一种信任。这也是一种无言的沟通。我参加过很多很多暴动的拍摄，比如说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暴动的时候，摄影师一直看着大家的脸，你不知道哪一个人就拿着一把刀往你这边冲过来。作为一个摄影师，去拍戈尔巴乔夫也好，去拍邓小平也好，去拍一个农民也好，我觉得要具备一种东西，你要使对方起码相信你，也要让他感觉到你不讨厌。因为一般人总是讨厌摄影师的，你拿着相机对着人家的脸孔，人家总是对你有不信任感。我从事摄影，很重要的是使站在我面前的人，我要理解他，了解他越多越好。
张立宪：您有没有遇到过拍摄者对您拒绝或者很抗拒的时候？怎么化解？
刘香成：这种东西也说不清楚，我也没有这种智慧能够从一些危险的情况中解脱。我刚去阿富汗的时候，苏联兵还在阿富汗。一个美国外交官带着我去机场看看苏联的兵在美国的机场。我们开车去，我的车跟着他的车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后面后视镜里有一辆苏联军车，几十个苏联兵在车里，他们把我们拦住，有人拿着枪指着你的脑袋，让你别走。苏联兵还有一定的制度，那次我解脱了。但是过了几天又碰到了塔利班，他们就不一定跟你讲道理了。人和人之间，我总是觉得有一种非语言的沟通。塔利班看了我几次，也就让我走了。经常我是从战场回到酒店的破厕所洗图片的时候，发现自己一身冷汗。
张立宪：上周我们也在这里，也是一个摄影师做讲座，他说，要让被摄者感到他没有侵略性，他说因为他是属兔的，别人看到他很亲切。
刘香成：我也是属兔的。
张立宪：是不是以后摄影班招生的时候，首先都得是属兔的？
张立宪：我注意到您刚才还有一个词叫“种群的骄傲”。我刚在台下跟王军聊，他说如果总结刘老师，最关键的词是寻根。您少小离家，是不是一直在寻找精神的故园？您能不能在这方面再说说？
刘香成：这种事情很难说得太具体。我在国外总能受到华人、汉人文化的影响，在国外很多，比如说我父亲还没走的时候，我在纽约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朋友身无分文到了美国，把美国人的商场一个一个的买了。他说，你可不可以在我们乡下搞一块地，你把你父亲的墓准备一下，因为我也准备埋在旁边。这种东西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人到了国外那么远的地方，有一天还要落叶归根，要回来。他走，也要在中国走，要在自己的国土上走。这种情感的东西说不清楚。
对我个人来说，我的少年在福州度过的那几年，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后来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种情结。我不可理解为什么在小的时候，中国人就谈阶级成分，把所有的人分作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这种东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到了国外上大学，还是对中国的发展带有一种兴趣和情怀，我很关注中国会怎么样发展。后来我当记者的时候，也是这种兴趣推动着我。但是我又觉得做新闻记者不能不增长自己的知识面和经验，所以美联社要我回美国，多了解一下美国报纸的情况，说我们愿意把你再派出国。我去印度的时候，美国的同事都觉得我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人，他们觉得南加州有这么好的海滩，这么好的阳光，有这么好的跑车，你一天干一次活，很舒服，为什么你要跑到印度那些地方？我觉得没有别的，就是我要去。在美国，在好莱坞，在西岸，那种很成熟很饱和的新闻结构里，我很难再学到更多的知识，我更愿意走入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去采访。
结果这种事情也是人生预定的，如果我没有在印度的经验，美联社绝对不会把我派到苏联，因为莫斯科分社是他们最重要的分社。这种经验或者机会，我觉得是通过个人对事情的理解，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找出适合他自己的方向。
张立宪：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学摄影的，请您跟同行再说几句。咱们也是限制性的，和拍胶片一样，就给您三颗“子弹”，您会说什么？
刘香成：我会说，学习，学习，再学习。
刘香成——“中国：1976-1983”讲座（文字篇）刘香成——“中国：1976-1983”讲座（提问篇）
刘香成——“中国：1976-1983”讲座之现场《中国：1976－1983》精装限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