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伟

“阿伟吗？我到了。”2008年4月8日下午，我来到万圣书园一楼，拨通手机。

“我也到了，就在咖啡馆门口。”

我走上二楼，见咖啡厅门口站着一个男人，顿时后悔起来。看他的相貌，精瘦，头发花白，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不应该叫“阿伟”的，应该是“阿伟老师”。

此前一夜，我接到寇延丁老师短信：“《青芽儿》杂志创办人阿伟从台湾来北京。这是本一个人的杂志，办了四五年了。”寇老师说，阿伟想跟你交流。

等我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寇老师已经坐火车离开北京——她是NGO人员，行踪不定，奔波在公益活动第一线。我问她要了阿伟的电话，径直拨过去。他只在北京待三四天，我俩相约见面，碰了半天时间，我说，干脆就今天下午吧，我去找您。

进咖啡厅坐下。宾主双方交换礼物。我把一册《守义·图》打开，指着里面张守义先生的肖像说，我感觉您跟守义老师有些像。他看了看，我没有人家帅。

他掏出两本《青芽儿》杂志，对不起，不能背太重的东西，只能送你一本，另一本你翻翻，我还要送给别人。

这是一本印制和装帧都比较简陋的杂志，观其内容，才知其可贵，里面全是反映台湾地区农民、农村、农业的内容，有“在地耕耘”、“另种想法”、“处处青芽”、“放眼国际”等版块，耕作的情形，生产的细节，土地气息扑面而来，却又有宽广的视野，里面有国际人士的访谈，我劈头看到一句：战争，是全球化的别名。

杂志最后一页，印着阿伟的全名：舒诗伟。

阿伟介绍，台湾为争取加入WTO，不惜出让了很多条件，多以损害农民利益来实现。他便开始关注台湾三农问题，《青芽儿》已经办了五年，每年六期，每期印一千五百册，全靠读者的自愿捐助。没有钱的读者，他就免费赠阅。

我获赠的这一期《青芽儿》，有一篇编辑絮语，阿伟在里面写道：这期杂志延期了，一个原因是美编义工罗吟轩女士第二胎小孩的预产期到了；第二个原因是，他的电脑坏了。“在乡间，有时这会是件很‘麻烦’的事。”“要修电脑，得把它带到新竹清华大学附近。但怎么带呢？我只有脚踏车。”

正好可以搭朋友的车，去了新竹。电脑仍是开不了机。工作人员建议，送到台北。“我有点‘傻’住了，怎么送？提着电脑，要转三、四道车。当然可包计程车，但有得花上二、三千快钱；有点舍不得。于是先等几天，看是否有适当的人，有好的机缘出现。”

于是本期杂志延期了，“这种情况，也像耕种一样，有时会遇到干旱或雨灾。”

阿伟住在新竹附近的农村。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他提议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开十几家餐馆，都用自己土地上生产的东西来做饭菜，这样农产品就卖得动了。几年过后，餐馆已经有上百家，用的材料却是从其他地方和国外进的货，大量土地依然遭到荒弃。“我们在台湾做农村工作，跌过许多跤。来大陆与从事三农问题的朋友交流，希望你们能够少跌些跤。”他说了自己排得满满的行程，以及来大陆的目的。

说起大陆的农村问题，我想起《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春桃伉俪说过，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况的遗忘，是我们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我说，所见所闻，经常会感到绝望。

阿伟直视着我：杜威说过，受苦的人没有绝望的权利。那些农民是不会绝望的。人只要活着，就不会绝望。

我深深点头。

细聊，知道了阿伟的一些底细。他祖籍江西，父亲1949年随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他1951年生于高雄。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又在美国留学、生活了十一年，回台湾后教的是社会学。1993年，他去台湾农村考察，这个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在乡间一住就是十五年，再也不回城市了。

农村的生活方式很舒服的。他满足地对我说，完全可以开发得很好。

四点半，他的下一个约会的时间到了。起身作别，我和他紧紧握手：希望能尽快再见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