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须得经过，才能明白，这是鲁迅先生的话。

2008年，因为雪灾和地震，苦难和伤口展现在我们眼前，大家的慈善之心被空前唤醒，我也参与了其中的一些事情。所谓公益，所谓慈善，只有在经历过之后，才能有一些设身处地的切肤之感。

我曾经在《读库》三周年的座谈会上说过，我们不需要举着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支票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全世界看我多能捐；我们不需要相互攀比，看谁捐得很多又看谁捐得多么少；我们不用因为自己做了一些事情，便对那些没有行动起来的人产生心理优势；我们也不用因为自己做了这些事情，便认为那些受惠者一定得对我们感恩戴德。我相信，这是我们之间形成的最强有力的共识。

看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义无反顾地做一些事，是因为我们认定那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做的。如果不做，便无法对自己交待。正如巴顿将军所说，当你老了的时候，你的孙子过来问你，爷爷，二次大战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不能说，孩子，我在加利福尼亚淘粪。

这也许是问题的根本。我们是在帮助别人，也是在帮自己；我们是在救助别人，也是在救自己。那些得到帮助的人在感谢我们，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我们做这些事情既是出于对方的需要，也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时就需要我们能够做出判断，什么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

比如，灾后建屋行动，我们一开始设想得非常简单，把善款筹齐，委托谢英俊老师把房子建好，让灾民住进去。等到实际接触后才发现，许多村民穷其一生，只为盖一栋漂亮的房子，比周围的邻居都气派。这是他们的乐趣，也是他们的生活目标。如果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让大家都住进千篇一律的房子里，无怪他们难以接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盖房子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时之举，对这些房子未来的主人来说，则是一世之事。他们肯定会动用一切资源，包括自己的积蓄，包括亲友或在城里工作的孩子们的资助，来把房子盖得几十年不动摇，所以，灾后重建，我们捐献的钱款起的作用毕竟有限，更需要灾民自己的参与，包括他们的钱财，包括他们的意见。这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我们做的事情，是让自己满意还是让对方满意？把这个问题问出来，许多无谓的争执就会少很多。

茅于轼先生曾说过一段话：有道德并不难，只需克制自己的私心，不伤害别人的利益，适当关心别人和社会的利益，就可以称之为有了基本的道德。这番话之所以鼓舞人心，是因为他把道德的门槛降低了。此前，我们要学习的道德楷模，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圣人，但我们自己实在做不到那一点，倾自己所有来进行捐助。

真正广泛的慈善，应该是动用大家那些行有余力的资金和力量。大家做慈善，应该感到从容，而不应该感到窘迫。没有必要树立一个崇高得连自己都难以攀爬的目标，进而让自己绝望地放弃那刚刚萌生的一点点小小的善心。

我们应该抱着一种从容的心态来做公益事业，也应该对那些从事公益事业的人抱有从容之心。

从事公益事业的人，大多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钱人，他们有了钱之后，回报社会；一类是普通人，从窘迫的生计中挤出自己的时间和金钱来做自己义之所为的事情。我见过一些做出非凡善举的人，他们需要辛辛苦苦地维持自己的贫窘状态。王搏老师的生活过得非常艰难，我与他商量为他出一本摄影集时，他却说，这本书我不要稿费，我会把稿费用来资助贫困师生。我想对他说的是，你没有必要这么做，你首先应该致力于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富足而快乐。遗憾的是，这些从事善举的人往往被公众舆论所挟持，他们不得不用折磨自己来避开那些怀疑和质问。

我宁肯希望，王搏老师能够成为百万富翁。

当我们痛惜这些人的遭遇时，最好能提醒自己一下：不要让自己动辄成为法官的角色，对别人做出道德判断。

我们盼望那些从事慈善事业的人能活得很好很有钱，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慈善和经营分开。我见过最滑稽的一个例子是，九八年抗洪募捐，一个歌星把自己的三千张唱片捐了出来，每张唱片标价四十元，就算做十几万元善款。我们也看到一些企业打着慈善的旗号，来进行义卖。这就像举着大支票开新闻发布会一样，本身并无可厚非——这样做总比不做要好。

但问题是，我们不会这样做。

这大概就是慈善之花结出的不同果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