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经常有很多朋友来信问，可否为《读库》充当义工，其中申请最多的职位就是校对。

对这些义务校对的热情申请，我大多婉言谢绝。首先是出于一种硬性的指标，校对是需要有专业资格证书的，要通过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资质考试，或有相关专业技术职称的人才能胜任。其次，则是对这一工作的认识上的误区，许多朋友能够从书中挑出错别字，由此便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审校能力。而事实上，关于校对工作，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不看你挑出多少错，而看你能否让书没有错。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第一条，从某本书中挑出若干错，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保证做到第二条，即经他审校过的图书能够杜绝错误。

目前，《读库》有了几个相对固定的审校，大家各有特点，各有所长。我曾经用过一个比喻，这几个家伙每人有一把小雨伞，几个人的雨伞一起打开，基本就能保证漏下来的雨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读库》就没有错误，一般图书须经过三校，《读库》的校次是至少六遍，但即使这样，错误依然难免，甚至会有很低级的错误成为漏网之鱼，最后印在书上，令大家羞愧难当。另有一些很专业的错误，因为《读库》的文章涉及领域比较多，几位审校并不能覆盖所有专业领域，所以会有一些专业性的错误没有被揪出来，最终贻笑方家。这方面只能靠我们高度的专注和持续不断地努力来克服了。对书中发生的诸多错误，也一并向大家致歉。

接下来我来讲几个《读库》审校过程中的小故事，让大家领略一下一个职业校对的风采。

吴晨光是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在某家报社工作，十几年没换过单位，也没换过部门，一直担任该报的要闻版编辑，即报纸的头版由他负责。他的校对能力当然没得说，更难得的是，只要书中涉及到有原著的引文，他都会找来原著一一核实。比如，《读库》中曾经引用过的鲁迅的文章、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他都找出原文核对，挑出了若干错误。

王立老师是一家图书公司的老总，却来担任《读库》的义务审校，她最擅长的工作是政策上把关。我每次把书稿传给她后，都要为她多预留两天时间，因为她看稿极为专注，也极为细腻。当稿子传回来后，我心中往往忐忑不安，因为她会毫不留情地提出很多疑问，许多页面被她密密麻麻地写满。只有十几个字的短短一句话，往往会被她标出来，用洋洋几百字来说明“这种说法似乎不妥”。她还擅长的工作是会对书中反复出现过的数据一一核实，前后不统一或矛盾之处，往往会被她明察秋毫地揪出来。

张钧、丁杨、陶澜等几位，也都具有这样的专业素质。有时候我与他们在某咖啡馆交接书稿，他们顺便坐下看稿时，便会从书包中拿出厚厚的字典放在手边，宛若枪不离手的职业军人。由于大家都很相熟，所以少不了彼此奚落几句。下一个校次如果能够找到上一个校次中未能发现的错误，便洋洋得意半天。由于每次审校的顺序不同，所以也给了大家报上次一箭之仇的机会，这时最痛苦的是在一校的人。他把书稿退给我时往往会问一句，这是一校吗？怎么错误这么少？我心里便也有点儿发毛。

对某些文章中吃不准的部分，他们往往会标注出几个问号，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些未解之谜被下一校次的人予以解决，少不了又会被羞臊一番。

潘艳老师今年刚刚做了母亲，不得不暂时放弃审校重任。而去年，她曾经因为《当城市汽车而造》一文，引发出一段小小的故事。

书出来后，作者王军看到样书，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文中关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书中的一段引文不当，他原文中的翻译不是这样，问为什么要做如此修改。我查了一下，原来潘艳老师在审校中将这段引文与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中译本做了比较，按照中译本一一改过。我便对王军说，如果某本著作有了中译本，那么我们的引文就应该以中译本为准。

王军回信扼腕叹息，他说正是因为他对中译本中的某些翻译有不同意见，所以才用自己的翻译，遗憾的是没有在文中特意注明，所以被敬业的潘艳老师又按照中译本改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