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义，《读库0701》藏书票作者
当初编辑《读库》时，我产生了每期扉页上带一张藏书票的想法。去网上查查，关于藏书票的定义形形色色，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藏书票为雕版木刻，限量自印，只是藏书主人的私人收藏云云。也有别的说法。看来在几百年的演变中，这个宝贝的概念也在与时俱进。
2006年的六辑《读库》——含《读库0600》共为七册，我请了港台地区的六位漫画家作画。如果按照严格的说法，贴在《读库》上的每张卡通化十足的小画片，也许不能称为藏书票。但，管它呢，这是一个自定义的年代，我们说它是，它就是。
现在已经开始编辑2007年的《读库》了。我的设想是，延请国内画坛名宿。
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晓老师牵针引线，我得以联系上了他的同事张守义。
张守义。如果你的购书、读书生涯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那对这个名字就不会陌生。翻翻那个年代的外国文学作品，十之二三，其装帧设计或插图作者都是张守义。
张先生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当年科班出身的人，大多不屑于装帧设计这种实用美术，只有张守义，把这一行扛了几十年。
约的是今天见面。本来说好是在张先生家中，但他又说，家里太乱，没法坐人，还是来他儿子的公司坐坐吧。
这个我信。我曾在王晓的办公室里，领略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卫生情况。办公室有三个人办公，但只有两张椅子能坐人，看来另一个人不怎么来上班，或是三人永远不会同时出现。屋里堆满书、稿袋，还有单位发的劳保用品，以及一些文化人的必备用品，诸如铺了一层灰尘的宣纸、坚硬得可以当判官笔的毛笔等。整间办公室，能下手下脚的地方只有三处：椅子，已经被各式各样的屁股磨得锃亮；电脑键盘，按键缝隙被烟灰塞满；烟灰缸，里面烟头的摞列高度已经超过了时尚女孩吃必胜客沙拉时的堆放技巧。
王晓却说，他的办公室至少还能让人走进去，且能展开工作。而张先生——他退休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编室主任——的办公室，已经乱到根本没法进人的地步，包括主人自己。办法总比困难多，张先生办公室隔壁是间女厕所，而那层楼上的唯一一个女同志又被派出了国，张先生就眼疾手快，霸占了女厕所来办公。
进到房间，张守义老师站起身来迎接我们，一个又高又瘦的身躯，双肩耸起，两眼迷离，头发斑白杂乱，胡子有型有款。桌子上放着他的名片，名片上印着他的头像。那是一张侧脸。王晓说，张先生要不是个子太高，完全可以演鲁迅。
藏书票的事儿很快谈妥。闲聊了几句。张先生拿出他的书赠予我。签字时，我的心在颤抖，因为见了多年的偶像；他的手在颤抖，因为患了多年的类风湿关节炎。然后他找出印泥，说要盖章。又翻出一张纸，上面剪着两个洞。他把纸覆在书的扉页上，然后手指沾上印泥按上去，边按边说，这是我的指纹，防伪的。
盖好，揭下那张纸，书扉上是一个红色的葫芦。我爱喝酒，所以要弄个酒葫芦。张先生说。
张先生七十六岁，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只能进食饼干、啤酒和捣碎的鸡蛋。因为他的胃有毛病，不能消化其他食品。三十年前啤酒是稀罕物，张先生凭特供证领取啤酒，腰带上还要常别着个瓶起子。别人不知道那是什么物件，便猜他是做什么特殊行业的。
王晓向张先生求证，社里人都说，您的胃被切了四分之三。
没有。他不愠不火地说，没有动过手术，只是机能退化。
张先生将自己的房子命名“嫁衣坊”。那间书房里有一个巨大的博物架，上面是各种酒具。按朝代摆放，有数百件之多。他说，这是我藏量的十分之一。摆不下，其余都在库房里。
告别张先生，王晓说，在患病前，他是滴酒不沾的。
我听王晓接着讲他的故事。张先生是吃过苦的人，文革时，家里很穷，爱人生病，他就把自己收藏多年的画册拿出来变卖，因为他不愿接受同事的接济，宁肯以物易财。当时在街道里摆摊是要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就把书摊摆到了朝内大街166号的传达室。那栋大楼里，来来往往的尽是可以在中国出版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人物，大家纷纷掏钱，以高出标价的价格来购买那些画册。
卖掉那些画册，张先生有钱为老伴做了手术。
附录
2008年10月14日，张守义先生仙逝。听到这个消息，我怅惋不已，把两年前写他的一篇小文贴出来（刊于《读库0700》），聊作祭奠。事实上那篇文章写得极为潦草，文中所述，也多是蜻蜓点水。几天间一有闲暇就翻阅《守义·图》，又生出许多感慨。
那天与守义老师甫一见面，我就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因为实在是激动难捺。他是我多年的偶像，特别是当我走进他的房间，看到四壁所挂画框，那些图画在我家的书里也有。那些书曾经被我一遍遍地翻阅，每一个封面，每一个插图，即使不用刻意记住，如今也能被眼前熟悉的画面唤醒。我眼热不已：这是哪本书的插图，这是哪本书的封面，这是哪本书的扉页，某一版里没有某一版里有。
浸润了你的读书生涯、影响了你的阅读体验的人，如今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会是什么心情？
但那次见面之后，我就为自己的热情握手后悔不已，因为知道了守义老师患有多年的类风湿病。第二次再见，我留神看了一下他的手，从腕部开始已发生畸变，骨节处肿得老大，我心酸难忍。
守义老师还在作画。我和王晓老师坐下没多久，他就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宣纸说，最近在尝试一种新的画法。我是外行，看不出什么门道，确是与以前有所不同的风格。《读库0701》扉页所用的藏书票，即是他新作中的一幅，大家可以略窥端倪。
守义老师中学即患肠胃病，大学毕业时因病不能参加统一分配，待业两年，图出版社可以看到图书馆里没有的书和排队等上一两个月还借不到的文学名著，就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装帧设计工作。他上的是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这个科班普遍认为图书装帧属于工艺美术范畴，在那个时代大概不会有别人去做的，但守义老师却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大师。得失之间，实在是很难说。
令人叹息的是，守义老师的胞妹上的也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的是雕塑，却因为体弱多病，没有力气做大件的作品，只能做些布艺等“小东西”。我有幸得见他们兄妹俩的作品，趣致盎然，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蕴涵其中。强弱之间，也实在是很难说。
《守义·图》中的前言《我的设计生活》，有七八千字长，是我把守义老师的若干小篇文章捏合在一起，成就此文，编辑过程中时常佩服不已。守义老师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没有出过国，却靠写生国内城市的外国老房子，观察北京大街上的外国人和球场上的运动员，他的笔触便能让读者有“置身异国”的感受。《守义·图》做出来不久，我去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家串门，送他一册，他很喜欢。在傅先生家闲坐时，我翻阅他的相册，追寻他周游列国的足迹，见到他在德国一些城镇的留影，顿生熟悉之感——此前，在守义老师的笔下也见过啊。
守义老师成就如斯，并不单是勤奋使然。像他的名作《堂吉诃德》，只是一夜之间酒后挥毫的产物。这幅曲尽其妙的画早已蜚声海内外，许多外文版原著也是用它做题图。据说这幅画得了许多大奖，但我没去记住是哪些奖项——它已经到了不需要什么奖项来证明的地步。
我曾经送《守义·图》给一个美国朋友。这家伙不识中文，翻到某一页，尽管看不懂题签是麦尔维尔的《白鲸》，那幅画却能让他脱口而出：哦，亚哈船长。
守义老师被称为“不要脸的画家”，意即他的作品大多不画面部细节和表情，纯靠人物的体态、动作来展示情感和性格。事实上他也画过一些作家肖像，如果你手头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那些外国文学名著，不妨翻看到守义老师笔下的雨果、莎士比亚、普希金、巴尔扎克。
说到授权，不得不提件小事儿。守义老师同意我来做《守义·图》之后，我先将该书稿费送到了他的公子车行老师处。过了几天，车行老师把那些插图整理好，刻成光盘让我去取，见面后他对我说，老爷子说了，不给钱也让你做。
我相信这不是一句客套话。
我有幸与一些大师级人物接触，很重要的一点体会是，那些我们平时很注重的方面，他们却根本不往心里去，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憨傻。没办法，俗世中的许多东西，不配去让他们费神计较。
如今守义老师已经仙逝，我说不上是深情缅怀，只是感念他的画与我们相伴的那些平静流淌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