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606

发布日期:2008-11-14 17:45



摘要

去年,我先看到朱传荣大姐写的《隔海故人来》一文,提到《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这本书。作者那志良先生活了九十岁,一辈子工作在故宫,工龄比故宫博物院的年头还略为长一点,因为入故宫时,那先生参加的是“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工作。而所谓七十年,那先生曾经说:“事实上,到今日为止,我只在故宫六十九年,七十年是个整数,我就揩油一年吧。”


有人问什么叫“典守”,担任该书责任编辑的朱大姐一时回答不出来,查词典,没有。查“典”字的本义,其中的一种是“主其事也”。国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贵重物品,没有价格,无从补偿,不可有差错,所以不是看守,不是监守,而是平时视如身体发肤,紧急关头又要高于身家性命。


书中用三个章节写到抗战期间故宫国宝南迁的历史,朱大姐在她的文章中,用“惊天地,泣鬼神”做了形容。我索来一册书看罢,发觉那先生笔下的“惊天地,泣鬼神”,竟全是琐碎小事,没有雄心壮志的抒发,没有艰难苦恨的怨怅,只有流水帐般心平气和的记述。看这本书,颠覆了我此前对同主题读物的阅读经验。


这是将书中三个章节并为《国宝南迁记》一个主题,收入本辑《读库》的一个原因,因为这样沉稳的文字很少见。


另一个原因是,《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印了几千册,大多还尘封在出版社的库房里无人问津。所以本辑《读库》一改不做书摘的初衷,予以转载,并对图片进行重新编排,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这也是朱大姐的意思,所以她同意将全书的精华部分另行刊发在这里。


我很早就知道了阚培桐这个名字,缘自两个朋友,但对老阚的为人为事并不很熟悉。后来在一次聚会中,这两个朋友一个送给另一个一大袋书,说老阚的书终于出来了,让转交给你。


我在旁边,心里颇为不满。这明显是厚此薄彼嘛,那么多本书,也不说分给俺一册。切,这都是什么朋友。


趁他们说话的当儿,我开始翻看那些书,这才被彻底震撼了。那洋洋八大册,居然只是一套书,《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


“那是人类歌咏史中的奇观。在上海、武汉、延安、桂林、重庆,动辄就是数百人,乃至上千人,泣血吟咏,慷慨悲歌。


“那是人类歌曲创作中的奇迹。历时十五载,词曲作者逾一千八百人,作为专题歌曲之总量空前绝后,详细数字已经永远无法弄清。


“抗战胜利后旋即发生的内战,及此后海峡两岸意识形态的分裂与禁锢,导致这份遗产中的大部分,要么遗失,要么尘封。


“找回那些音符,以纪念那个伟大的时代。”


书的封面上是这样几段文字。


“这里收录着中国抗战歌曲三千六百二十一首,它们产生于1931-1946年,词曲署名作者约计一千八百人。


“歌曲是时代的产儿,歌声是精神的化身,吟诵这部歌集,将成为后人认识父辈的特别视角。”


这是封底的介绍。


这是距今规模最大的抗日歌集(每首歌还排有曲谱,很遗憾,《读库0606》中只能辑录小部分歌词),也是我所见过的规模最大、编辑最为精良的民间出版物。


于是,就迫不及待地找到阚培桐先生,写下了这套书的编辑和出品过程。


《救亡之声》一书由阚培桐先生一人编辑,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下,印制了一千套。经与几位参与该书的老师商议——这一千套书大多寄存在北京一家厂房——他们开通了邮购渠道。这里为这套书做一个广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邮购:


《救亡之声——中国抗日战争歌曲汇编》(共八卷)书款为320元(含邮挂费),可以邮局汇款,也可以打入工商银行帐号,并请通过e-mail告知汇款者的姓名和邮寄地址。


邮局汇款: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望山园8号楼1404 戴碧漪,邮编100097

工商银行帐号:0200243901022324744,用户名:戴碧漪。

联系邮箱: daiby@cadg.cn


这辑《读库》的若干稿件编辑难度较大,导致出版时间一再后延。一篇是《情迷小人书》,文章本身非常流畅好读,但为了配文中多提到的连环画插图,真的是费尽心机。好在必要的插图最后都解决了,这篇文章也有了一个较为满意的呈现。


另外则是《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专题。这本是一部书稿的内容。该书详细记录了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拍摄纪录片《中国》时的历史细节。两位纪录片工作者侯宇靖、刘海平历经几年时间,采访了当年摄制组的所有当事人,按照当年《中国》摄制组的拍摄路线故地重游,并披露了安东尼奥尼及《中国》一片的大量珍贵影像。最终,他们剪辑完成一部名为《中国已远》的纪录片,也成就了这部书稿。但该书书稿辗转几家出版社,一直因市场预测不佳而未获出版。本辑《读库》特撮其精要,以“书中书”的方式予以刊发。



幕后一

台湾漫画家老琼为《读库0606》绘制的另一枚藏书票。



幕后二

真相


编辑《安东尼奥尼与〈中国〉》一组专题,对我来说,是个很痛苦的体验。


目前收入这一专题的有六篇稿件,刘海平、侯宇靖两位纪录片工作者,基本采访了当年《中国》摄制组的所有人,我选择编发了安东尼奥尼、恩丽卡、卢奇亚诺·都沃里,以及联结中国和意大利、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孟凯帝四个人的文章或访谈记录。即将排版时,陈晓卿老师说,建议你再等等。刘海平又找到了当年涉及《中国》摄制组的三个中国人,这三个人很关键。


我说,太好了,这才是更让我们感兴趣的材料。如果《读库0606》来不及的话,我可以等到下一辑再发。


就等了刘海平几天。


结果,这三个人中,有的拒绝接受采访,说有些话不好说。而有的接受了采访,但我看到一些资料后,感觉不是事实的全部。


出于各种考虑,我们往往会把事实进行遮蔽,只是说出部分的真相。部分的真相,还是真相吗?


怀疑主义者就说了,所谓全部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所谓真相,无一不是部分的真相、被转述的真相。


没错。有的事情,也许我们竭尽全力,也只能发现部分的真相,但这种主动发现的、被揭示出来的部分真相,和主动遮蔽、被残剩下来的部分真相,哪个才有意义呢?


我最后坚持下来,没有等新的稿子。等到那些材料能够更加接近事实本身时,我们再来挖掘展示。


另一种痛苦来自编辑这些已有的稿件。安东尼奥尼、恩丽卡、卢奇亚诺·都沃里、孟凯帝,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我也相信他们是真心爱中国的,但从他们的字里行间,总感觉他们的谈话中有着太多的小心翼翼和客套,似乎生怕刺激到我们、伤害到我们,于是尽量选择让我们听起来很舒服的语言来表述。


他们也许是领略了一些教训,1974年《人民日报》评论的标题就是《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还有波及全国的批判热潮,他们是否感受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这正是当年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


这其实依然不是一种平等的表达和沟通。


编辑过程中,我跟朋友聊起自己的这一感触。有人说,就像如今有的城里人到乡下旅游,貌似真诚地夸一句“这里真美啊”、“我真想老死在这里”、“你们的饭菜真好吃啊”、“我一定还会再来的”,于是人家老乡就格外高兴。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允许别人对我们进行自由的解读和批评——哪怕是错误的、片面的、“别有用心的”,也能大度地正视其存在,平静地从那些让我们听起来不舒服的话语中寻找其中合理的成分,而不用只是让人家说一些客套话哄我们高兴,还拿人家的话来佐证我们是多么惹人爱;如果人家说了几句不顺耳的话,就冲天大怒,高吼“中国人民不可侮”……那也许才是我们真正的自信和强大,才是我们与世界之间真正平等的对视和交流。



追叙


《安东尼奥尼与〈中国〉》是侯宇靖、刘海平夫妇俩完成的一部书稿,却在几家出版社之间屡屡碰壁。当我看到这组稿件时,大喜过望,而刘海平也同样大喜过望。


我对他说,可以将这组稿件发表在《读库》上吗?


他也对我说,可以将这组稿件发表在《读库》上吗?


他说,只要能发表,随便您怎么改,随便您给多少稿费。最终这组稿件以“书中书”的形式刊发在《读库0606》上。次年,安东尼奥尼先生仙逝,国内众多媒体开始筹划安东尼奥尼专版或专题,又纷纷找来这组稿件作为参考,令人不胜唏嘘。


19741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摘录部分段落如下: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境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以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埔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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