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801

发布日期:2008-11-20 10:53



0801藏书票绘制



摘要

九十四岁的耿谆老人与“花冈”这个日本地名紧密相连。


抗战期间,耿谆被俘后在这里做过将近一年的劳工。1945630日深夜,因不堪忍受欺辱虐待,身为大队长的耿谆率领七百多名中国劳工举行暴动。在日本军警的镇压下,暴动最终失败。抗战胜利后,这一事件的日本肇事者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罪,这是唯一一例被国际法庭判为战争犯罪的迫害中国劳工案件,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本土发生的唯一一次中国劳工集体暴动。


花冈暴动五十年后,耿谆又与其他十一名花冈暴动幸存者一起,把当年迫害中国劳工的鹿岛组告上了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被中国媒体称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案”。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诉讼,最后案件以鹿岛组与原告的庭外和解告终。因为和解中根本没有满足原告提出的“谢罪、建纪念馆和赔偿”三项要求,耿谆拒绝在和解书上签字,并拒绝领取鹿岛组发放的和解金。


如今,耿谆老人安详地生活在河南老家。


《耿谆的家与国》一文作者两度从北京赶赴河南襄城,却把目光的焦点有意投向了那些有影响事件的背后。对这位老人来说,在“花冈暴动”、“花冈索赔案”这些耀眼事件之外,还有着太漫长的幽暗岁月,它们默默地流淌在那些重大事件的光影里,静静地等待有人来涉足。


我们的目光过多地投射在政治人物、文化人物身上,却很少关注实业界人士。“在读史的过程中,我渐渐感到,我们以往几乎完全忽略了实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和他们的情怀、追求。”傅国涌先生有感于此,萌生了一个新的念头,下工夫去追寻中国实业家的本土传统。


他想找到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根,这个根不在辉煌一时的晋商、徽商身上,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他们只是传统商人,这个根也不在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这个根在开创出民营企业新天地的张謇及荣氏兄弟身上,在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这些人身上,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他们留下了许多值得珍视的传统,哪怕是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为今天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他的这一系列将陆续刊发在《读库》上,《张謇和大生集团的命运》是其第一篇。


提起翁偶虹,现在知道他的人恐怕不多。翁先生一生从事编剧生涯,据说,在当下经常上演的剧目中,翁剧超过了三分之一,如《红灯记》、《大闹天宫》、《将相和》、《野猪林》等,以及被剧界尊为经典的《锁麟囊》。


江青曾把翁先生称之为“旧式文人”。解玺璋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北京晚报》工作,编辑“五色土”副刊,得以与翁偶虹先生结识,便领略了他的“旧式文人”气派。


翁先生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志铭》,交给解玺璋在“五色土”副刊上发表:

也是读书种子,
也是江湖伶伦,
也曾粉墨涂面,
也曾朱墨为文。
甘做花虱于菊圃,
不厌蠹鱼于书林。
书破万卷,
只青一衿,
路行万里,
未薄层云。
宁俯首于花鸟,
不折腰于缙绅。
步汉卿而无珠帘之影,
仪笠翁而无玉堂之心。
看破实未破,
作几番闲中忙叟;
未归反有归,
为一代今之古人!


江西人况晗在南京上完大学,来到北京工作,喜欢上了北京的胡同。他用宽线条铅笔画为表现形式,一画就是十八年。为那些消失的胡同在纸上重新构筑了另一重安身之所。在老屋、木窗、石门墩、杂货店、蜂窝煤和爬山虎的斑驳光影中,关于胡同的碎片在铅笔线条的堆叠中昔日重现。


一条一条的胡同消失得太快,他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


况晗老师在筹划出版他的一本新书,名曰《胡同今昔》,四处找出版社谋求出版。里面是他用铅笔画下的胡同的昔日情景,以及他最近又跑到曾画过的原址去拍的照片。为了对比鲜明,他在拍照片的角度上特别注意和画画的视角一致。


看到这本书的打印清样后,我求况晗老师允许在《读库》上撮其精要刊发。这一主题占据了《读库0801》将近七十页的篇幅。我还特地尝试了三折页的装订方式,想更好地展现其作品的风貌,但最终效果仍不让人满意。


就在《读库0801》付梓之际,我接到况晗老师电话。他说,原来与他接洽的出版社突然打消了出版意向,这本书的命运又成为遥遥无期的未知之数。


《胡同今昔》记录的是建筑的消失,街道的消失,风景的消失,而《祥德路二弄》一文,记录的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消失。上海的弄堂生活,细致入微而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达奇珍老师的笔下,更为难得的是,她记录的是那种生活被消灭的过程。


《经度之战》是袁越继刊发在《读库0702》上的《LSD简史》之后的又一力作。


无论是用指南针指南,还是测量天体高度,都能够测量出航行所在的纬度。而经度就不同了,没有任何天体能够用来直观地显示经度的差异,于是,古代的航海只能沿着海岸线走,否则等待船员的就是死亡。


两个几乎同时被提出来的方法开始了一场争夺经度的战争。这场战争过程曲折离奇,战况惊心动魄,不亚于任何一个优秀小说家编出来的惊险故事。这个故事背后折射出来的关于人类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更是值得后人玩味。


“甲子”系列是中央电视台“见证·影像志”栏目制作的专题片,以农历纪年为时间线索,上溯前五个年度,于每年春节播出,计划用十二年时间,整合出近六十年的中国民生画卷。


如今这套专题片已完成了五辑,其中《戌年记忆》的文稿刊于《读库0602》,《亥年记忆》刊于《读库0701》,《申年记忆》和《酉年记忆》则整理发表在《读库0800》上。今年推出的《子年记忆》刊于本辑,屈指算来,该专题片已经回溯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光阴。


本辑藏书票由徐累先生绘制。




附录一:豫中一家人——马丹

1987年,母亲在《人物》杂志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一则耿谆先生与花冈暴动的消息。母亲被耿先生的事迹深深感动,几经周折之后,她终于联系到了身在平顶山市属襄城县的耿先生。


不久,《人物》杂志对耿谆先生和花冈事件做了全面报道。而此后,我们一家也与耿先生全家人渐成亲友,直到现在。

耿谆先生与我的父母均以“先生”互称,按这样的辈份,我应该叫他耿伯伯。而事实上,我也曾这样称呼过他很长一段时间。


第一次见到他之前,我当然已经读过他的事迹,想象中应该是电影里老英雄发髯皆白、声如洪钟的形象吧。见到他本人,却发现和我想像得有点不一样:眼前这个人身材中等,衣着与老农无异,白汗衫已经发黄,裤子皱皱巴巴,乍一看挺普通。但第二眼,就能发现他身上与常人有异的地方:首先他腰杆笔直,丝毫没有一点老态,其次他的眉宇之间,有一种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是十七八岁的我不能解读,而今已经理解的——气质。


初识耿先生,我称他“伯伯”也不觉得有何不妥,虽然当时他已经是古稀之年,但看着至少要年轻十几岁。而再叫他的长子石磊“大哥”时,我却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常年的庄稼活让他显得非常苍老,叫叔叔还差不多。


那时耿先生每往返于豫京之间,基本上都来我家。很多次他和陪他前来的石磊大哥就会落脚在我家当时居住的故宫博物院宿舍地下室的招待所中。印象特别深的是,每次父亲和我一同去看他,开门之后的第一个招呼永远是标准的河南乡音:“噫!马先生!”——耿先生的传统体现在很多有趣的小细节上,比如,他不喜欢儿孙说普通话,认为显得“轻浮得很”。


耿先生一生好字,我家曾经有一张不到一平方尺的他的作品,以行楷写了这样一首诗:“明月在浊流,不减月色清;古松盘曲径,不减松性贞;志士遇险戏,此心坦荡平”(他把原诗中的“君子遇险戏”改成了“志士”)。写这幅字时他已经七十多岁,落款的小楷真似蝇头大小,而毫厘不爽,极见功力。当我学习书画鉴定、看过很多历代名人法书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幅作品,仅从书法的角度看,内心仍然充满敬重和感动。


曾经有一次,他在我家给我们写字,兴致很高。听说我也练过几笔,他鼓励我也写来看看,我拿过笔一通乱涂,而他却非常高兴地鼓励我,既然练过就不要放弃,再接着写下去。惭愧的是我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不能再用写字的方式与他交流。


1989年,耿先生的次子硕宇哥以年近不惑之龄负笈日本,走之前在我家小住。硕宇哥忠厚诚恳,我们都很喜欢他。可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而且精神状况不佳。细问缘由才知道,繁华喧嚣的东京和他之前生活几十年的豫中乡野形成的巨大反差让他极不适应,“一根葱就要顶俺爸俺妈一个月的饭钱”,我清楚地记得他这样说。


稍做调整,硕宇再走,这一走就是十八年。在日本,为了学费他在一家污染极重、本地人都不愿意来的小工厂打工,扛很重的东西,腰部落下严重伤害,生活也很清苦。就这样,仅有的几次回国探亲,他都要给我家每个人都带上礼物,我的父母说起来就感到心疼。一个初中毕业生一步步读到了文学博士,拿到学位的时候,他的一双儿女,一个大学已经毕业,另一个也读到了博士,而他自己两鬓斑白。


他给我父母写的信,一手极为老到的魏碑,文中常见“儿在日本,检点岁月,丝毫不敢松懈”的字句。


花冈索赔案上第一次出庭时,母亲与耿先生同去。而后关于此案的种种,我知道自己脆弱,有意回避,不想知道结果。中国人伸张自己的正义实在是太难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耿先生不再经常出门,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2007年的三月,我与张钧、吴晨光去襄城采访耿先生时,我和他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面了。买火车票时我才知道,襄城已经改归许昌。


虽然我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我第一声叫出了:耿爷爷。他老了、胖了些,甚至有点肿。而且,他的腰,弯了。头发更白了、人更慈祥了。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眼前的这位老人,无论辈份如何,我就是强烈地觉得,他就是我想象中的爷爷。


虽然我也做好了另一种思想准备,但看到耿爷爷居住的环境时,我真的惊呆了。所谓的二层小楼,只不过每层有两间居室,根本谈不上装修,家具电器也是简陋到之极。室内没有厕所,去了一次外边的公厕之后,我一直在控制自己的饮水量。屋里阴冷,我披上了事先带去的羊毛披肩仍然不觉有用。


采访的过程,耿爷爷常常停下来喘息,他会一会儿招呼家人给我们倒水,一会儿自己去拿饼干,让人不忍再问下去。


除了我,同行的三人均被称为先生,而在年龄上,这些“先生”都可以做他的孙儿(后来张钧再去,与老人熟识。于是仅余他二人在时,耿爷爷会按当地习俗只称他名字里的最后一个字“钧”,而当着他人,仍以“张先生”称之。)


我见到了耿爷爷的女儿,而此前她很少在耿爷爷的语言中被提起。母亲常常笑着提起这样一件趣事:有人问,耿先生,您几个孩子呀?他会说,两个。要是再问,哎,不是三个吗?他会说,噢,还有一个女儿。


午饭时,大嫂从厨房端出一大盆炖鸡,不知道放了什么香料,味道非常特别。说实话,鸡肉并不十分好吃,而最家常的“菜馍”却清香扑鼻,受到我们的热烈欢迎。显然后者的制作让大嫂更加手到擒来。大嫂已经作了奶奶好多年,而在九十多岁的公公面前,仍然毕恭毕敬,饭菜端到楼上,仔细照顾。吃饭时,无论我们怎么招呼,大嫂、大姐都不肯上桌,只有大哥陪着我们。


其实在这里常年照顾耿爷爷的是二哥硕宇的妻子,我们去时她正巧受硕宇哥学校的邀请去参加丈夫的毕业典礼。十几年来这个二嫂小心地伺候公公,村里人有时会说:“硕宇在日本找着洗衣裳的啦”,她也只是笑笑。她的人生与自己的婆婆在某些段落又是何其相似。


耿爷爷的孙子耀波比我小一两岁,当年去兰州当兵途经北京时也曾在我家停留,现在女儿已经五岁的他仍然和当年一样,见面叫我——姑。


耿爷爷的那种气质至今我没有在第二个人身上找到。它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它展现在主人的一举手、一投足、言谈话语、待人接物之间。我最直接最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我读过的古书里的中国人。他习字作诗,但不是传统的文人骚客;他从戎暴动,但不是将相更非梁山泊里的好汉;如今他年逾九佚,儿孙绕膝却又不是我们常常在画里见到的寿星公公。我认定他是古书里的中国人,而我不能在他的形象上帖上任何一个与其相似的标签,我找不到。


而他的家庭,我只能用那在中国乡间农舍大门上最常见的八个字来形容:渔樵耕读,忠厚传家。




附录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讲稿——况  晗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非常高兴和各位一起探讨北京的胡同文化。当然,我是个南方人,应该说是新北京,要讲北京胡同的历史,我可不敢在各位老师面前班门弄斧。作为一个画家,只能肤浅地谈谈对北京胡同的见解,并希望得到各位老师的指教。今天真叫暖和,四十度肯定没有。不错嘛,我们还有了一个电风扇,手里还有小扇子,只是没有座位的朋友辛苦了。


我是1961年生于江西宜丰,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长大的放牛娃,当然,农活什么都干过。我身份证的年龄是1962年,那是为了考大学把年龄改小了一岁。所以,我二十六岁才考上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来到北京,住在北京的胡同里,开始描绘北京的胡同。我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9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幸运,住进了北京的胡同里,记得那是1991年的4月,春暖花开的日子,我们一家三口从和平里的一个单元楼里,搬到了北新胡同十二号院的一间只有九点一三平方米的朝北的小屋,当时的心中也不知是酸是甜,是苦是辣。


北新胡同十二号院美丽纯朴,花草盛开,一棵石榴树就生长在我所住的房屋的门前,长满了嫩绿色的叶儿,为小院增添了生气和活力。就是在这棵石榴树下,来了朋友、同学,我们在树下小聚,喝茶、聊天、吃饭,只是常常影响了邻居的出行。


别看院子不大,可全院男女老少二十多口,那个热闹劲儿,至今还记忆犹新。院子里东屋住的是胖大妈,慈祥善良,对我这个外乡人关心备至,教会了我们在北方的生活。西屋住的是王先生一家子,我们把他们当成大哥大姐,年龄相近,接触也就多,如今,我们还像亲人一样时刻挂念对方。朝南的是卢大妈一大家子,当时我们院子里就卢大妈家有一部电话,所以,常常能听见卢大妈或是他们家老三、老四大喊着“某某电话”。还有后屋的李家,东北角的张家,如果院子里的住户都出来到院子里,小院就站不下了。


我儿子是在这个小院长大的,有一帮他的哥哥姐姐至今也常来常往。那时,儿子常常是跑到人家家里去看电视动画,一会儿是王家,一会儿是卢家,吃饭时我得每家每户去找。儿子说话晚,到两岁半才会说。记得有一次带他出门前,儿子突然大喊一声“啤酒、汽水、二锅头”,把全院的人都惊动了,唉!天天的耳闻目睹,说出来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胡同里的叫卖声。


好,生活上的琐事就不多说了,谈谈我是怎么样开始画北京胡同的吧。


自从开始学画后,就很少停下过画笔。画画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到北京,住在胡同里,也不例外,胡同就理所当然在我的视野中,开始用水彩和速写画,画自家的门前、屋后、院子。后来延伸到胡同中,一画就不可收拾,从水彩、油画,最后确定用铅笔画去表现,到如今已是十八个年头了,从一个小伙子变成如今的小老头,是什么原因让我对北京胡同如此执着呢?


首先,胡同就是我家,我爱我的家。家虽然是社会的最小细胞,但它的概念,可不只有房屋、彩电、冰箱,它不只是物质堆砌起来的空间。想当年,我刚住进四合院前,担心院中老住户会接受我吗?可是我住进了小院,院里的左邻右舍,看着我这个小个子的南方佬,只有问寒问暖,关心你初来时生活中的很多不便,炉子帮我做好,烟囱是否安全。胖大妈在我的小屋左看看、右瞧瞧,指指点点,生怕出一点问题。


我们两口子在外忙,告诉一声卢大妈、胖大妈,照看一下孩子,回答的总是一句,你们放心吧!下班回家晚了,也不必担心孩子饿着,左邻右舍都会你一口他一勺的让他吃饱。


左邻右舍的宽容、关爱,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相互牵挂着。


其次,是胡同之美。有人说: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模样差不多。其实不然,我说她是活的,她是有生命力的。除了每条胡同都有话说,有故事,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外,你如果在胡同里时间久了,用你的心静静地去品,你就会体会到胡同的另一番滋味,能听到胡同的呼吸,感受到胡同的清净。

比如说文丞相胡同,猜不透这个老门楼有多少年岁了,常常神秘地招引着我,画了春夏秋冬多幅,你看那多年风化砖石的质感,像个老者,而那墨绿色的树叶又像少女的青丝,那长在门楼上的青草,活像少女打扮了长时间的鬓发,毛茸茸的小狗温暖着你我。有这些,还不能吸引我们的眼球吗?这是历史文化与自然的完美结合。


有事没事时,我喜欢在胡同里游荡,体会胡同里人们的生活。如果说北京的胡同建筑和自然生态是凝固的音乐,那么,其中包含着人们生活的音符,有低回宛转,也有激情奔腾。门楼、门墩、牌坊、影壁、砖雕,他们本就是一件件绝妙的好作品,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留给我们后人巨大的艺术财富。它生动有力的形象就像一株奇葩,散发着特有的芬香,令我这个异乡人耳目一新,触动着我的嗅觉,撞击着我的灵魂。


再次,胡同之于北京,正如苏州的小桥流水、白墙黑瓦的徽州,还有湘西吊角楼,接续着一座古都的传统,承载城中百姓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是活着的岁月遗痕,也是曾经的城市符号。一个经历风雨,饱经沧桑的自然景物,应该是艺术家绝妙的创作源泉。


北京的胡同,历经风雨、荣辱,就像一部厚重的史册,记录着胡同的沧桑,描述着胡同里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北京胡同历经了七百多年,风风雨雨洗刷七百多年,难道不是自然的吗?古老的墙壁上留下的墙缝可不是人为的,在我眼里,她跟九寨沟没什么区别,只是形式不一样,所处地理位置不同,产生的效果不同,但理是同一个,她应该是自然的产物。


而我好像和别的艺术家还不一样,我喜欢画我熟悉的,我能天天见到的,能与其天天对话的。如果要我去黄山,或者是井冈山,写写生还行,那是我当时心灵的表现和感受。如果要我照几张相,走马观花地过一下,回来再搞创作,我就找不到感觉。可胡同不一样,她就在我身边,画累了,我可去胡同里转一转,找不到感觉了,我可以去胡同里溜达一圈,去感受一下胡同,去听听她的呼吸,看看她的变化,体验她的冷暖,她的一切都在我的视野之中。


画画时当然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画天安门、故宫、长城、天坛呢?偏偏画这些不起眼的小胡同,可胡同的变迁大快了,今天不画下来,明天可能就不见了。故宫是我们的国宝,一定会保留修缮好,可我们如果只有故宫,没有了这么一些小胡同,过一些年后,我们的后世子孙,参观完故宫后是否会问我们,哪个朝代难道只有皇帝吗?他的子民住什么地方啊!


所以,我有一种紧迫感。哪儿的胡同拆了,没有能画下来,或者是连资料都未能留下,我好像就欠了它的,心中非常的不安,就像自己的一个长辈,你是个画家,为什么不给他画个像呢?也好让我们后人留个念想。北京的建设日新月异,不管我们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不能忘本啊!那是我们的根。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自然,源于对胡同的真实爱恋,源于对艺术的真诚。


简单的说:艺术就是艺术家的自我表现。自我从哪里来?从环境中来,就是大家所说的环境造就人。北京的胡同确实是灰墙灰瓦,但模样不一样,而是丰富多彩。


我们在观察事物时,除了我们视角能看见的,还有它内在的精神本质。


其一:北京的胡同,一年四季,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处在寒冬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除了温室里能有绿色之外,其它地方就难以见到了。


其二:由于地理环境,北京干旱少雨,风沙大。不像南方,空气湿润,墙壁上能长出绿色的青苔。古老的北京胡同历经数百年的风吹雨淋,露出片片斑驳的残墙,沉积着岁月的光阴,历史年轮。而淳朴的民风,与古老的北京胡同是那么的和谐。


其三:我们要从宏观到微观,从感官到心灵深处。北京的胡同,在时间、地理和人文之中,除了我们所看到的,还要有我们所想到的。当你生活在胡同里,与胡同同呼吸共命运时,当你深夜人静与胡同对话时,它会由远至近,由深至浅,让我们在感悟中找到灵性。


我是学水彩画的,来到北京,自然还是画着水彩和铅笔画,但铅笔画很快就占了上风,不管是在胡同里写生,观众的点滴评论,还是自己挂在墙壁上仔细的思考,总是感觉铅笔画很接近胡同,因为铅笔的铅色与北京胡同的灰色有巧合之处。铅笔画虽不色彩夺目,但有自己纯粹、雅致、静谧、高洁的独特魅力,铅笔朴素的线条,稳重厚实的灰色调,更适合表现古老朴素的北京胡同韵味和气质。正如美术评论家李一先生所言:“内容找到了恰当的表现形式,或者说题材邂逅了它的知己——很贴切的表现手法。”


另一方面,要表现北京胡同的古老而朴实,深沉而清晰,端庄而富有韵律,必须精雕细刻,而铅笔画能使我面对现实,心平气和,摒弃浮躁,在轻松恬静中有条不紊地创作,静思而致远。有部分人说我太写实了,是啊!来个新潮的色块组合,还像北京胡同吗?我们应该留住先辈的智慧和民族的文化精髓。


最后,我认为铅笔画不单是绘画的基础训练,而是一种独立的绘画技法,铅笔画和水彩、油画或其它种类造型艺术具有同等价值。铅笔画所表达的境界和效果,有时甚至是其它绘画技法所无法企及的。


胡同的变化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北京胡同天天变,时时变,在光影下、在季节里、在风雪中,随着自然界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早上、上午、下午是不一样的,春夏秋冬更是各种各样。


写生时为了把握好它的光源,一幅写生作品得用多天去完成,并且得是每天的同一时期,但胡同在变化啊!今天的爬山虎才发出一点点黄豆般的小芽,而明天就是润绿的叶子,今天,门口堆放着整整齐齐的一排蜂窝煤,后天就会少了不少,自然和人文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春秋季节,跑胡同凉爽,夏天就得冒着高温,顶热日。记得是九五年的夏天,当我从早上六点半出发,本来规划一天中沿着建国门内大街跑到朝阳门内大街,我先骑着单车来到东单,从北极阁开始,以朝阳门南小街为界,接着新开路胡同、西总布胡同、外交部街、东堂子胡同、红星胡同、遂安伯胡同,一条接着一条的,生怕漏掉一个角落,能入画的停车,取景、每个角度都看看,角度满意了就把它留下。就这样,在胡同里左看看,右瞧瞧,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前拐棒胡同,当时就觉得头晕目眩,胸闷难忍。这一定是中暑了。一看表已是中午两点多,就拖着像灌了铅一样的脚,精神恍惚地骑着单车回到家中,大病了一场。这一次只是比较重,像轻微的中暑是常有的事,星期一一上班,同事很好奇,因为我的眉心总是多了一块鲜红的色彩,其实是我们南方人治疗中暑的良方。


冬天,我有一套行头,夫人为我准备了一双牛头鞋,一身棉衣棉裤,牛头鞋有三斤重,棉衣棉裤我在南方可没见过这么厚的,折起来比一床被子还重,穿上三双袜子,带上两套手套,里面是夫人亲手织的羊毛线手套、外套羊皮的,头上是夫人织的羊毛帽,就留下两个小洞,让我看清前面的胡同。只是在画速写或取景时,不时有人大声的说“老大爷,让一下”。


天不亮我就得出门,首先是路上没有结冰,好走。其次是胡同里的雪还没有被弄坏,去晚了雪就成泥浆了。记得那次去牛街拍雪景,一起床就急忙忙赶去,虽然,我骑单车的速度都快赶上机动车了,到牛街地区也十点多了。我从牛街地区开始,骑着单车在胡同里慢慢地游荡,这时我只能以拍片子为主,穿着这身行头,手脚是受到控制的。


回来就困难了,路上的积雪不但成了泥浆,还结成了冰,冰像刀子一样坚硬,路平的地方人都站不住,有泥浆的地方就像走在刀尖上,咯咯作响。去时是从北城到南城,回来时是从南城到北城,不知摔了多少跤,才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好在我像馒头一样,摔了跤也不痛。


胡同里呆时间长了,什么样的事情都能碰上,记得九三年在樱桃斜街写生,为了选景坐在垃圾桶边画速写,本来苍蝇蚊子就不少,可气的是突然飞来一袋垃圾砸在我头上,回头一看是个小伙子,冲着我笑呢!我说小伙子,为什么不把垃圾扔桶里,而扔我头上?人家还理直气壮地说:“我砸的就是你。”是啊,人家把我当成要饭的,要饭都没要到,在捡垃圾吃呢。


原先没有数码相机,只有胶片,不像现在随时能看能拍,在收集素材时也会发生想不到的问题,在锣鼓巷、在后海边上、在东四,总是有人盯着我,好在我从不忘带证件,身份证、工作证,还有自己的画册,以此来证明我不是偷鸡摸狗的。但有时还是难遂人愿,即使是收集一张普通的资料,也会引来非议,我只能陪礼道歉想法子开溜。


我有很多的素材,但不是拿起一张就能画,在创作前,我总是在一堆素材里寻找自己的感觉,要激动的,最想画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其它没看上的素材就不画了,也许过些日子,又会对这些素材感兴致。


我找到这张片子,是20018月的銮庆胡同的原貌,感觉花草长得好,就想,那些叶子如果用我们的宽线条铅笔去表现,可能是另一番味道。拿着素材,左思右想,门洞太大了,可我们的第一视角就在黑洞洞的门洞里,能否把后面不起眼的门换成小门楼?让这些花花草草长在门楼上,那一定是别有情调。但我不想这么做,因为我要的是让人们知道我画的是这里,怎么办呢?如何能使画面丰富而又合乎情理,又不能感觉到空洞?想来想去,就在门的空洞中画上了吊着的花盆,在高点儿的地方挂上了鸟笼,门口的阳光下,加上一只懒洋洋的狗在看家护院,这样就自然又合乎逻辑,想好了,兴致也来了,就特想动笔。


慢,先得做准备,把纸切好了,就把它裱在画板上。纸裱好了,等到明天才能亮光,这段时间,我就在心中画草图,在草稿上练习小狗,吊着的花盆。还要磨好铅笔,等着养足精神,准备明天开工。


第二天,纸干透了,洗干净手,摸摸那洁白的画纸,它好像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要我去开垦,去播种,心中有许许多多的祝愿。

拿起一根HB的铅笔,良久也下不了笔。我喜欢用HB的铅笔打稿子(我叫做下料),轻轻地画上大的轮廓,再从大到小画出每个部件的大概位置,由于我们是写实的,轮廓一定要清楚,所以,每一幅作品我总是用很多的精力去打轮廓线。用宽线条涂明暗(我叫它“经营”),线条看起来很轻松,其实是最艰难的,除了它的排列有讲究外,还得手臂很用劲地去画,想想,裱在画板上的画纸是硬的,我们的铅笔是硬的,如果是线,那面积小,可我是用的面啊!这是物理现象,受力面积越小,阻力越小,受力面积越大,阻力就越大。


每一幅画的创作过程,我都是从主体开始,銮庆胡同也一样,这样,我在心中能掌握好主次、明暗、虚实和空间的关系。


早些年,我画上几十分钟才休息,现在不行了,画上几笔就得停下来,身体吃不消啊!


线条的排列是要符合物体的结构,所以,每画上一笔,都得先思考好,我基本上不用橡皮,那样会破坏我们的画纸,我用力的轻重来表现物体的明暗、层次和空间。我刚画完的作品应该是和浮雕效果一样的,只是为了保存一种感官效果,才作过处理,要不画面上处处发出银色的光,看着会很累的。

我是南方人,南方的雪可没北方这么大,保存时间更没这么久,我很喜欢雪景,因为洁白的雪花能掩盖人世问的污秽,静化人们的心灵。而用铅笔画去表现雪景,在我之前还真没有见识过,也只有我的宽线条能达到这种效果,宽线条的飞白,正巧是飘舞着的雪花。飞白的粗细、宽窄,使飘舞着的雪花层次分明。


记得九五年带着我才四岁多的儿子跑胡同时,来到小翔凤胡同,一定要我为他在此处照张相,并扭着小脑袋问我:“爸,这里房子的砖头为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大好看了,它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当时的小翔凤胡同末曾修缮,墙壁上留下的墙缝呈现出大小不一,深浅有度,色调统一的纹理效果,就像一幅厚重的油彩画。我回答他说,这是风一点一点刮的,雨一点一点淋的。儿子说:“风有这么厉害吗?雨有这么大吗?”我说,这是经历了好多好多年,风啊雨啊慢慢地洗啊刷啊才成这样的,就像我们前几天学过的词句“滴水穿石”。哦!我明白了。


我们应该拆旧如旧,并保持胡同的多样性,留下古城历史的印痕。这点对我们的文化有着传承作用。


2003年,我曾经出了本《留住胡同》的书,由于时间的关系,出得很仓促,有太多不足之多。出书难啊!文章千古事,不得胡来。主要是我自己这一关很难过,有人看见自己的专著出版了,很高兴,我却高兴不起来。最大的原因是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今天自己完成一幅作品,裱好,挂起来,自己读着、看着,再叫夫人、儿子、朋友、同学、老师一起看。谁说好话,下次别来了。


几天过去了,麻烦大了,这里紧凑了,那里松了,如果这一点虚一些就好了……这时候就想给自己一个嘴巴。但也无能为力,安慰自己道:下次吧!由于铅笔画喷上了固定液就无法再更改,这也是一个画种的局限性,不过我们本来就是在局限中表达自己情感。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亲眼看到北京胡同的变迁,我怎能无动于衷。以前我画过的胡同,如今已是高楼林立,可能搬出去的居民都找不到自己原先的家在哪个位置了。想到这里,我就开始整理我画过的胡同,以画过的胡同为主体,再加上同一条胡同,同一地址,同一个角度的现况照片,对比着看。不做不知道,做了连我自己也惊讶。胡同的变化太大了,是高兴、是伤感,心中五味重杂。同时,也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渺小,胡同改造那么多了,可我才画这么点呢?起步晚啊!


有了这想法之后,我一边整理画稿,一边写每条胡同的历史由来和自己所画胡同的感想,画稿是现成的,照片也不是问题,就是文字这一块写得吃力,毕竟我不是研究胡同历史的。我想到了我画展时认识的陆元先生,他不是老在报纸上介绍北京胡同的历史典故吗?电话打过去,他欣然接受了这个繁重的任务,大家想想,写北京胡同的书不少,但能每条胡同去介绍,我还没见过,这可是命题创作。


在编写这部书稿时,接到了一个读者胡燕维女士的电话,想买一本以前出版的《留住胡同》。我介绍她到出版社去看看,胡燕维女士亲自跑到出版社买了一本,过了些日子,我就收到了一套《读库》,这是胡女士买后,让编者张立宪先生寄给我的。张先生并和我约稿,他本想让我自己写一篇稿子,可我真不知从何下手,要我画张画行,写文章不难为我吗?他就安排了丁杨先生来写。丁杨先生认真,采访了我几个晚上,由此就产生了《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这篇文稿,和四十多条胡同画及胡同照片在《读库》上刊发。


在此过程中,张立宪先生、丁杨先生都在帮助我联系出版社,清样交给了不少于三家出版社,每一家出版社都对我的书稿产生过好感。但由于是画册,印刷、纸张成本较高,担心读者接受面小,所以有些犹豫,定不下来。


我是民盟盟员,这个信息也让我们的主委王隽秀知道了,她也不断帮我打听联系出版社,并把群言出版社社长范芳介绍给我认识,范社长又亲自把我介绍给学苑出版社,这样,我才认识了学苑出版社的孟社长和陈俊编辑。


我感谢关心和帮助这本书的所有人,更感谢学苑出版社和群言出版社出这本书《消失的胡同》,但愿这本书能给读者带来一个好映象,给出版社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谢谢大家!

2008726




附录三:况晗老师的米酒——丁 杨

20081月的一天,老六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有时间有兴趣做个人物专访。他没说太多,只把那个叫况晗的人的手机号给我。我上网去查相关资料,以今日网络资讯的泛滥,况晗老师实在不算出名,有限的与他相关的网页上,翻来覆去的关键词是:铅笔画、老北京胡同。在网上看了他几幅作品以及寥寥数语的对他执于此道的介绍,直觉这个人有种,他的画自然有料。


况晗老师的家和单位只隔一条马路,刚买下不太久的工作间则和家在一个小区里。我第一次拜访他那天,年关将至,南方正遭雪灾。进到他的工作室,三面墙挂的都是他的老北京胡同铅笔画,一幅树影斑驳的,一幅白雪皑皑的,我虽非北京土著,但也曾经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由两千年历史的古朴东北小城变成毫无个性的钢筋水泥瓷砖外墙蓝玻璃森林。这种对于传统对于故乡的怀念和叹惋是一致的,这份一致吸引我驻足并贴近去端详他的画。看得到力透纸背的笔触,显然这不仅是个艺术活,也是个力气活。


况晗老师普通话说得不好,以至于我采访他的时候一边录音,一边还要让他把我听不清楚的字眼写在纸上。他也不算健谈,好在交流内容一触及到他的铅笔画和他热爱的老北京胡同,想不健谈也难。这是个内敛、散淡又不乏性情的江西汉子。他提起自己每年酿米酒的事情,一脸得意,还问我要不要喝一点。初次拜访加之觉得酒后采访不妥,我矜持了一把,婉拒。那天我们聊了整晚。


后来为了补充一些内容,又去了一次,我还借了况晗老师的一本已出版的画册和一本计划出版的画册打样回家。得知老六将在《读库0801》中以几十页的篇幅对况晗老师和他的画作“犯贱”,大快人心啊。


等到我写完稿子,打印了一份带上,第三次找况老师帮忙订正一些错讹。他大略翻了翻,就说,我们喝酒去吧。拎着一个装满自酿米酒的大雪碧瓶子带我下楼。我们找了一家馆子坐定,他问服务员有没有小二,对方说无。他笑着跑出去采买了一瓶。他倒好酒,跟我说有些抱歉,喝自酿的酒。其实这已是最高礼遇啦,我几时喝过自家酿的酒呢。米酒视觉清澈、口感绵醇,略有酸味,像白葡萄酒,喝到胃里暖融融的。喝时不觉如何,但后劲颇大,只是后劲并不让人难受。我和同往的老战士分享了一大瓶子,各自有点High。晕晕乎乎返回况晗老师工作间,他的妻子倒好了茶在等我们。况太把我的稿子交给我,说发现几个错字。原来人家是出版社的校对、编辑出身。


因为况晗老师的那些画,因为他这个人,或许还要加上他的米酒,总想能为促成他的书的出版做点什么实在是挺值得的一件事。就联系了我认为相对靠谱的出版社和责任编辑,约好况晗老师同去商谈。过程不表,前些天况老师短信我,说对方还是没能同意出版,我也可以理解出版社的考虑。


估计《读库0801》出版后,几十页的篇幅,和那些打动人的铅笔画,至少可令更多人知道况晗其人其画。我又打电话给况老师,告诉他我会继续尽力帮助联系出版社,争取尽早让这书能问世。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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