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本书做对

发布日期:2015-02-02 00:00

  

嘉宾:汪家明 陆智昌

主持:张立宪

时间:2013426

地点: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

速记:李京威

 

张立宪:大家好。汪家明老师原来是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总编辑,做了《老照片》系列,还有许多其他好书。后来他进京担任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如今是人民美术 出版社的社长。按理说,一个在领导岗位上的人,一般不会亲自再操作一本书了,但汪家明老师做了社长之后,还推出了亲手操刀的第一本书,《小艾,爸爸特别特 别想你!》。

这是一本小书,不像人美社那种“大红袍”一样重得拿不动的大书。

今天来的许多是出版界同行,大家一起聊一些关于出版方面的心得和体会,互相碰撞一下。我们先请汪家明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汪家明:谢谢老六。读库的讲座非同一般,我也参加过几次,必须认真准备。我说的“非同一般”,是指参加者并非普通意义上的“人”,而是读书人和爱书人。大家都知道贝塔斯曼书友会的宗旨是“把人变成读者”,它把读者和人是分开的,是两种。所以你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

 

陆智昌先生,我们都叫他阿智,一般人只知道阿智是个设计师,但你们可能不知道,他是一石文化创办时的总经理,策划过很多好的选题。他能策划选题,我想这也是他成为著名设计师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本《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是 今天的主角。丁午的儿子和原来的同事、学生也都来现场了。丁午先生原名蹇人斌。他生于1931年,2011年去世,享年八十周岁。他的父亲叫蹇先器,日本 千叶医科大学毕业,1929年就是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抗战时期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医学院院长,是中国花柳病性病研究的创始人。丁午的母亲是 日本人,叫根津寿枝子。丁午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之后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这本书里的内容,就是他随团中央领导下的中国青年报社下放到黄湖五 七干校期间的家书。“文革”以后,1979年丁午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是我们的老前辈。

 

我昨天收到了丁午的女儿给我写的一封信,信很长。她在美国当老师。我希望她把她父亲的情况多写一点。信里讲了两个细节。一个是她爸爸津津乐道过几次在美院求学时的一件事情,“有一次素描考试,大家画完素描,老师按画的好坏给每个人的画排了座,爸爸的被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然后美院的院长徐悲鸿先生前来进 行最后的批改,只见他认真观察了每个作品,然后把爸爸的画拿起来放在第一位”。所以她爸爸很得意。

 

第二件事,“爸爸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出过两个连环漫画的连载,一个叫《熊猫小胖》,一个叫《小刺猬》。八零后的很多人都是看这两个连载故事长大的”。 这两本书的全集,新世纪出版社刚刚出版,彩色的。“实际上创作这个东西很不容易,八十年代初《熊猫小胖》每月连载时,我亲眼目睹过他创作的艰难。交稿日期 临近了,他开始构思故事,偶尔能很快想出个好故事,就万事大吉;但更多的时候,他编出的故事自己不满意推翻了,再编个故事还是不满意,再推翻。几次三番, 费尽心思,绞尽脑汁,有好几次是在交稿的前一天才把故事想出来,然后连夜把故事画好。画画对他来讲很容易,但编故事他觉得太难了。他很享受作画的过程,但 是他认为编出好的故事给孩子,让孩子爱看,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创作《小刺猬》也是一样。但他自豪地宣称他从来都是按时完成任务,没有拖延过,不过当他终 于不用再画这两个连载的时候,他是大大地舒了口气。”

 

我和丁午有点缘分。十几年前,他的一部书稿《丁午漫画日记》经过我的手。丁午从上初中开始就以漫画的形式写日记,一直写到他八十岁去世。他亲口跟我说, 应该是画了一百多本,就画在笔记本上。和这本书相似,有画有文字,以画为主。十几年前《丁午漫画日记》拿到山东画报出版社让我出,但拿去的时候我刚刚离 开,就介绍给别的出版社,出了以后我看了,相当不满意。这是我们一开始的缘分。前年我从三联书店调到人美社,一开始是党委书记,管老干部的。丁午就是我们 的老干部,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患癌症有一段时间了。我见他之后谈起,希望能够把他很多没有出版的作品或者已经出版的,整理再出。人民美术出版社六十多 年了,是一个老品牌社,社领导应该给这些老先生出书,给他们出书,其实就是对人美社历史的证明。很多了不起的老先生,像古元、王叔晖、秦岭云、刘继卣等 等,都是大画家。丁午说,他有很多好的作品都找不到了。很快他就去世。这本书稿是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儿媳,还有他去世前来照顾他的、1952年的同班 同学杨玫云。杨老师在西安,他们看到了书稿,建议交给我看看,因为我前面也表达过出版的意愿。

 

杨玫云老师和丁午先生的儿媳妇任丽拿着稿子给我,我一看,就觉得碰上了一部重要的书稿。我做了这么多年编辑,敏感性还有,我觉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东 西,可遇不可求的东西。经协商,他们都同意交给人美社来出版。这个书稿就交到我手上了。我正在反复看的时候,小艾正好从美国回到北京来。她听说找到了这些 信,也很兴奋。这些信是写给她的,当年她是八岁到十二岁,如今更懂了。丁午先生画的这些和别的画不一样,他在干校不能进行艺术创作,就通过这些画来表达他 的创作、心情和做的事情。到了晚上也没有什么事,他画得特别认真,改来改去。很多画先在漫画日记里画了,然后找更好的又画给了他的女儿。女儿小嘛,字也写得很清楚,一笔一划的,其实漫画日记里的字写得很草。

 

张立宪:这些信写给小艾。丁午回到北京之后,这些信后来由他自己保管起来了?

汪家明:是的。小艾看了之后当然很激动,因为很多年没有见到了。我复印了一套,让她带走了。

 

我觉得这个稿子有三个价值。第一,它偶然记录了这么一段历史。1969年至1972年是在“文革”期间,那时候的社会和现在完全不一样,这些是代表了知 识分子遭遇的一段历史。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林彪讲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这话没错。看了书就会知道,那是很辛苦的。书稿记录了这么一段生活,而且记 录得相当详细具体,又有艺术性。写给女儿的也非常浅白,一下子就能看明白。他是艺术家,是亲身经历者,又是那么认真地去记录,其艺术价值是独一无二的。第 二,他的亲情和感情。当时他确实是特别寂寞,因为离开北京之前和妻子已经准备离婚了,女儿算是跟他,但是年龄小只能留在北京。他想念女儿想得无以复加,很 多人看到他想念女儿的信和画,都流泪了,我看了也相当感动。这是特殊年代的一种父女之情。父女之情本身很有特点,这么深的感情,那么细致那么周到,又表达 了自己对女儿的关心;同时又是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一部分。特殊年代的父女感情,这也是它重要的历史价值。第三,艺术性。他确实画得好,极为精 彩,可以和《童年与故乡》媲美。在座的都知道,老六做了那本特别精彩的书,挪威古尔布兰生的《童年与故乡》。

张立宪:那本书事实上是汪家明老师让我做的。这本书原来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做过,在三联书店也出过,后来汪家明老师建议我再做。说到“小艾”这本书像《童年与故乡》,我看到网上好多人都有这个评价。

 

汪家明:我把《童年与故乡》推荐给老六,他把它做绝了,我很满意,我的理想在他那里实现了。

 

回过头来说“小艾”。虽然这是一本可遇不可求的书,腰封上也印了:一本可遇不可求的书,一本独一无二的书,一本感人至深的书,一本记载历史的书。但是怎么编呢?其实是很难的。他写信是过几天写一封,过一个月写一封,本身没有连贯性,也没有情节。怎么样去结构它?不可能把信从头排下来就完了,没有结构。一开始觉得很难办。还有,这本书做成什么样子,做多大的开本?因为都是画,用什么纸张?是精装还是平装?有三点我一开始就想好了。第一,这不是一本画册,这是一本书,我不能把它做成画册,突出的不是艺术作品,而是历史的记载和父女特殊的感情,这是最重要的地方。他的那些艺术性是为这些服务的。

 

第二,必须用四色来印,不能印单色。这也是前面提到《丁午漫画日记》做得不成功的地方。我跟阿智也说过,把画变成黑白单线条印在纸上,便宜,但一点点历史感都没有。原画本来是用钢笔画在变色发黄的胶版纸上,还有墨抹过的地方,眼泪流过的地方,付印时,锐化以后变成了纯线条的,那些情感的东西、历史的痕迹都没有了。

 

第三,要找一个适合这本书的设计师,就是坐在我身边的阿智。为什么我一开始就想到了陆智昌先生呢?我在三联书店和他合作了前后十多年,合作很愉快,我对他也很了解。我知道他忙得一塌糊涂,轻易不会找他做设计,但这部书稿不同,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而且我知道陆先生对这本书会很感兴趣的。别看他在香港长大,但是他思想很进步。他喜欢雷锋,也很喜欢设计红军长征、格瓦拉这类的书。同时他对大陆的历史也特别感兴趣。他设计书,必须要先看书,所以他设计得很慢,找他得有耐心,最长的要五六年才设计完。而且我知道,他一旦对这部书稿感兴趣,就不用你来催他了,他会特别投入,虽然慢。慢就是因为太投入,每个细节都要想办法。他很少设计画册,几乎没设计过,都是设计纯粹的书。而且他特别重视控制成本,因为他考虑读者。他不像有些设计师,什么材料好用什么,什么纸好用什么,工艺上特别复杂,不是四色印,而是五色六色印,他不是这样的。我想做成一本书,给很多人看,如果设计师固然设计得很好,但把书做得太贵,怎么卖呢?不过能请他来设计这本书,我还是费了不少口舌。我们总是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带着稿子,在小圆桌上,有过许多次沟通。

 

后来我找到了这本书的结构,当然也是跟阿智商量的。还是按照年代、日期来做。因为它是信,信总有一个先后,题目也是19691972,这个顺序是理所当然的。正好是四年,所以分成四部分。这样罗列下去,读者看了还会有疲劳感,不清楚,于是请丁午的儿子丁栋写了一篇《父亲丁午》,请小艾写一篇文章《我特别特别地想你》,请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培金写一篇文章,他现在香港,也是丁午的同学,今年八十岁了。我再写一篇文章介绍一下来龙去脉,叫《写在前面》。四篇文章放在四卷的前面,用文字把画断一下,这些文字也是和画有关系的。

老六再版《童年与故乡》,排了一个文本放在后面,这本书也是这样,里面所有的文字按照年代和日期排了一个文字版放在后面做附录。后来还是阿智提出来,能不能找点丁午的照片、小艾的照片,因为读者肯定想看一下。我就跟小艾联系,她寄来了一张丁午年轻时的照片,还有父女俩的两张合影,而且她还找到了两封写给她爸爸的信,很小的孩子写得特别感人,“我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在想你”。本来想把这一组照片,还有小艾给爸爸写的信做附录一,文本做附录二。阿智看了之后觉得不能这样分,应该把这些内容融合在文本里。第一次设计时照片是彩色的,后来他也没有请示我,都改成了黑白的。为什么?因为是历史照片,而且结构层次分得很清楚,附录就是完整的,这样形成了整个的结构。

 

做这本书我有一个体会,在座的可能有共同的体会。我做了几十年的书,一本书除了选题之外,重要的还是要把书做对,不是做好。做好很容易,用最好的纸,最好的开本,精装就可以了。但是做得好不一定是做得对。所谓的对,首先要符合内容,这本书有最适合的一种表达内容的方式,就叫做对。有的内容本来不需要这样做,做得再好也可能不符合内容。有的内容好,你做得很差,这也不行。第二点是市场的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这本书你做了是卖给谁的?希望他来看,你就要为他着想。这才叫做得对。比如说,纸张、价格、开本。最主要的做得对是最说不清楚的,也就是第三点,感觉要对。我拿着这本书,我还不看,就感觉它与我有关。这难以言传。你在书店里走过那么多书,哪本书让你停下脚步了,让你把它拿起来,这本书就做对了。我认为市面上很多书都没有做对,明明内容很好,可是你在书店里走过去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做对,感觉不对。这本书给人什么感觉?你觉得很亲切,很符合这个内容,“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当然设计师在这里面也贡献很大。

 

 

我的体会就是这样,怎么把书做对,是最难的。很多好的选题都被糟蹋了,很多好书都没有做对。

 

我想举几个例子。这本《北京跑酷》是阿智做的。他是把设计做进了内容,没有设计就没有这本书。他派了十八路人,把北京分成三大部分,中部、东部、西部,跑酷嘛,走街串巷,这十八路人记录了北京东、西、中部的现状,包括建筑、风情,还有文化等等。他把东、西、中部做成三个小册子,外加一个概述,一共是四本。这都是设计提出来的意见。我看了之后感觉,你就在北京,但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北京。通过他的设计,北京一下子分成了几个大块,然后提出了用十八条线来理解它,实际上也是设计的概念。通过设计和安排来重新认识北京。这很了不起,这就是做对了。

 

还有一本是《带一本书去巴黎》,看封面感觉就很对。这里还有一个邮戳,里面也是四色印的。

 

这是三联书店很有名的书《楠溪江中游古村落》,“乡土中国”系列第一本。这是宁成春设计的,有很深厚的南方民居的风情,整个给人感觉很对。一看好像以图为主,但还是书,是通过图和文来表达一种文化的东西,这就是做得对。

 

这是范用老先生设计的《宽容》。是《宽容》翻译到大陆来的第一个版本。这么一本小书,大家感觉对不对?

 

张立宪:《宽容》是1985年第一版,相当于是二十八年前的设计。

 

汪家明:这本《米沃什词典》我得重点说一下,阿智设计的。三联书店有一套书叫“文化生活译丛”,我管三联书店的书籍设计之后,就觉得原来的设计不太令人满意,设计得不清晰,封面都是混在一起的。从这一本,一下子就变了。

 

陆智昌:这是七年前。

汪家明: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设计,这套书完全就变了。这些书都是因为设计之后卖得就好,感觉对了。很新鲜,也很随意,但实际上又很讲究空间感的,包括开本和内页,都是重新做的设计。

 

这是范用先生设计的《天竺旧事》,也是做对了。

张立宪:这本书是1986年的,九毛五分钱一本。

 

汪家明:这是《几人相忆在江楼——丰子恺的抒情漫画》,我策划责编,设计是蔡立国,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的,1998年做的,卖了好几万。当时是用新闻纸来印,就是过去的报纸,纸色比较暗一点,很舒服。最近贝贝特做了一批书,效果和这个差不多,是用芬兰进口的新闻纸,比这个贵得多。

 

还有一本叫《花间十六声》,这是我到三联后策划的一套“细节阅读”的第一本。作者以《花间词》和部分晚唐、五代、宋代诗词中描写的十六种贵妇人用的饰物、香料、枕头、屏风、头饰等为参照,通过这些细节来反映当时贵妇人的生活。这个系列到现在大概出到十多种了,但一开始要做对,找到一个样式装进去,这个也是请阿智来做的。这本书现在还在加印,不太贵,不到五十元的书。

 

再早还有一本叫《古本山海经图说》,那是一个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里面有两千多幅古代的画,加上文字。她申请了一笔资助,准备做两千册作为她的学术成果,但因为是蔡立国设计的,当时很多人说这就是卖设计,2001年设计的,卖了两三万册。这就是做对了。

 

我讲得太长了,刚才讲到“小艾”这本书找到陆智昌了,下面就由他来回答问题。你就说说这本书你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因为第一次做的不是现在这个开本,一开始设计的是大开本。

 

陆智昌:我还在想刚才汪先生说的做书的对与错的问题,他的对只是对于他是对的。

 

回到这本书吧。你们今天看到的这本书,汪先生每次说到这本书都很激动。从开始找我的时候,说到这部书稿,他的心态都是很激动的。我从来没有他那么激动。我不觉得激动能带给我什么,反正已经有他这么一个激动的人了,这个书一定能够出来,我觉得我应该更冷静地看这个书。我通常觉得激动的人不错,但是我只有更冷静,才能给他更好的意见,对于书也是一个好的事情。我不觉得激动能做好书,但是激动起码能让一本本来不应该出来的书出来。

 

我拿到这个稿子时,觉得比较冒险,我不觉得这个书能好卖,因为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必须要用彩色来印,这样成本是不便宜的,应该卖六十多元的。人美社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定价才会比较低。定价决定了能够卖多少,按照成本来说,不应该是四十几块钱。因为汪先生那么激动,于是就变成这样了。我不担心这个事情,只是担心我该怎么弄。该怎么弄也是花了两个月时间,大大小小排了好几种,只能通过排一张张图来看内容,好像花了两个月时间,我才明白这个书是什么,应该怎么做。其实也变了几回。第一次还比较规整,是170×230的开本。

 

汪家明:开始设计的是十六开。

陆智昌:我可能受他影响了,他老那么激动,说画得特别好。既然那么好,要给它尊重,留点白边给它吧。后来我确定了他的激动是不对的,那个白边有什么用呢?留着白边,觉得图比较珍贵,艺术性能表现得更好一点,而且人家能看得舒服。

 

汪家明:一开始想着每幅画的四周都有白边,现在不是这样的,有的下面有,别的地方没有。

陆智昌:后来开本改成130×185。这个过程还是花了几个月,有很多阶段的变化,其实最初汪先生没想到做精装书。

 

张立宪:精装书的主意是您提出来的?

陆智昌:是的。精装也是没办法,这个大小比较适合精装。如果是平装的,可能之前那个170×230的开本更合适。其实我现在做很多这种开本的精装书。虽然是我做的,但很难说它对不对。考虑这个开本,不是说它怎么经济的问题。我总觉得某个年代会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开本更适合这个年代。就像刚才的这个《宽容》,很难用对与不对来判断它。今天什么都能说?

 

汪家明:是,什么都能说。

陆智昌:这是1985年的书,看到以前的书我突然有点感触。有些时候,这些书只是读者和作者的关系而已,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汪先生和我这样的人在中间。有时候你会很迷惘,我们在中间有什么作用?有时候,真的如果没有我们,书可能会更好。

 

今天既然什么都能说,我就都说了。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我不觉得将来非得要这样出一本书,将来可能不再用这种方法出书。我总觉得电子出版会是未来的主流,我也是喜欢电子出版物的人。我昨天就为搬书而闪了腰,电子书不会有这个情况。我做一本书,不单单要考虑这一本书内容的问题,我通常要做好多好多书,可能几十本书一起来做,考虑的东西不仅是单纯一本书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生态的问题。几十本书,有好多出版社,有不同的读者、作者,你想的东西可能真的会不一样。为什么有这个开本?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也受其他书稿的影响。好像是一个生态的关联。

 

为什么我现在更喜欢小开本、精装的东西?可能是这两三年受手机和iPad阅读的影响,让我思考很多相关的问题。我有很多手机,但我不接电话,我觉得看它比看书好。我拿这个东西在地铁上不断看书,看看感觉怎么样。如果说这个机器能够和书的开本有什么联系的话,我觉得这个开本大小是接近的。我只能说我好像做了好多不同种类的书,每个阶段会有一些东西去影响我。最近这几年手机阅读、iPad阅读影响了我很多。七年前的设计都不知道是受到了什么影响。

 

汪家明:这本《北京跑酷》的设计得了东亚出版一等奖,也得了第七届全国设计评选金奖。

陆智昌:得奖的东西就不谈了。

 

张立宪:大家听陆智昌先生刚才说的几个要点,第一是做书要经济。这本书是因为汪家明老师在人美社的位置,他是不是用人美社的其他书的收入来补贴了这本书?

 

汪家明:其实这本小精装书的成本费和定价还在正常的范围内。这本书的封底是小艾在岸上看着爸爸游泳,越游越远,小艾老怕爸爸淹死。一开始阿智设计的封面不是白的,而是黄色,他把爸爸游泳这幅画变成白线印在封面,后来改到了封底了,封面用这幅月亮画。你为什么选这幅画做封面,那幅画放封底了呢?

陆智昌:感情变了。

 

汪家明:为什么?你也开始激动了?

陆智昌:游泳那张图让人比较伤感,伤感的东西可能更吸引人,但我觉得这本书根本不用这样,可以很平淡。虽然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很多现象、很多家庭里父亲和女儿的关系其实都一样,都是那么平淡,所以我改了。感情变了,我要更平淡,显出来汪先生更激动了。我觉得我在这个书里没有做什么,只能干这个事情而已。我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没有对这本书做多余的事情,因为很多多余的事情都是错误的,其实你不做更好。这个书始终是平淡的,其实我觉得我是不应该来这里的。我今天来这里,听到汪先生讲做书是对还是错,这是我今天最大的收获。我真的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做书有对有错的问题。

 

张立宪:大家看到陆智昌老师一直在怀疑自己的职业本身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有和无的问题。

汪家明:的确有一段时间,他放弃设计了,他觉得再设计也没什么意思了。大概三四年之前,他去搞研究了。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回来搞设计了,可能是他又有信心了。

 

张立宪:您同意这个说法吗?一本书,作者和读者之间,编辑、美编和设计师是不应该存在的?

汪家明:如果我同意,我就失业了。

 

张立宪:在座的一多半就都失业了。

汪家明:实际上,这里面他下的工夫是很多的,有些是看书的人根本想不到的。比如颜色,原画的颜色比书里看起来要陈旧,他把它整个都调浅了,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我说要做一本书,不是一个艺术品,所以他把它调浅了,考虑到阅读,一本书做得像一本书。还有书腰,我一开始也反对。我提供了书腰用的一些内容,本来想让他选,结果他都用上了,到处满满的。我说那么满干什么?他坚持,于是我就同意他了。

顺便说一下设计师和编辑的关系。

 

张立宪:难道不是天敌的关系吗?

汪家明:不是天敌。你可以提意见,但一定要明白设计是创造性的劳动,他坚持的你同意就完了。我在三联书店是管设计的,现在更管设计,但是我管不了他。

 

这本书的对与错,包括最后书名的字用蓝颜色印,阿智也是考虑到是用钢笔画的,这些地方他都是花了心思的,画是蓝的,但这些字还是黑的。这些都是读者注意不到的,只会感觉到对,感觉到舒服。《北京青年报》四月十九日发了一篇文章谈这本书,题目叫《特别特别地舒服!》,就是谈设计,和对这本书的感觉,跟今天的话题是很接近的。

 

这是我前天收到的小艾的妈妈张馨的信,她当时已经和丁午离婚了,现在也在美国。她本人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五十年代在人艺工作。她说,上星期天去小艾家过复活节,她把一本刚得到的书送给我。我看见封面上一个笑眯眯的金黄月亮把双手伸向大地,搂着距离甚远的互相思念的父亲和女儿,书的下方镶着一条别致的“饰带”(就是书腰,以后书腰有新名字了),穿着肥大的棉猴、挎着书包的小姑娘站在一边,标题——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啊,我惊呆了,太可爱了,太有趣了,我还没有见过这么让人喜欢的书。(书腰上这幅画,我本来想让阿智去掉的,去掉就没这封信了。)捧着这书,我左看看右看看,里看看外看看,这情这景,钢笔写的字……

你是演员,你念吧。

 

张立宪:这封信太长了,在这个年代能收到这么长的一封手写的信,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这个母亲感情很细腻,我估计要念下去就得念完了。我想把里面和出版有关的大概念一下。

 

……钢笔写的字,结实的白墙壁色的书皮——这个封面用的纸是稍稍有点颗粒感的机理——大眼睛哭鼻子的小艾,和在干校什么都干的爸爸,包括放猪、盖房、挖河、插秧,就是见不到女儿,除了在梦中。太抓人了,这书真不一般,我还是比较爱看书的,国内和此地的书也不断在看,但像这样爱不释手的还不多见。捧着它好像捧着个宝,我有种直觉,它就是个宝物,一个不寻常的礼物。封面封底的设计排版极妙,内容更是精彩,包括序和蹇艾的文章。正如概述所说,这是特别年代特别生活最如实的记录,是特别年代特别情感发自内心的表露。没有什么文字和图像能比这些写给年幼女儿的信件,更能让今天的人们身临其境地感知那个难以理解的年代了。是的,丁午是用心和笔在和女儿说话,他的字和画是一体的,分不开的,字里就透着感情。这个版本恰恰用了丁午的原信,用了手写的字而不是铅印的,太高明了,否则信将失去一半的魅力。这是我见到的最能保持丁午这一类画风格的版本,是最完美的版本,何等的睿智啊。

 

汪家明:小艾的妈妈也是个素养特别高的人,她当时跟丁午离婚是什么原因呢?我问了沈培金先生,说是她认为丁午资产阶级思想太严重,然后就离婚了。离婚之后他们感情还不错,一直都是朋友,不然也不会写这封信。那个年代就是这样,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就得离婚。

 

张立宪:刚才陆智昌先生还提到一个词:生态。一本书和其他几十本书放在一起的生态的关联性。汪家明老师现在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一个出版社一年出几百本书的权力,可不可以谈谈您是怎么营造人美社现有的出版生态,包括这本书和其他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