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八零后已经快四十岁了

发布日期:2017-11-28 00:00

主题:DK-12(北京站)

时间:20171126

地点:百老汇电影中心

台上的人:张立宪 白岩松

现场速记:李京威 王 静  徐 湛

现场摄影:郜华欣 袁 越  田 歌  杨 正





白岩松:读库的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的到来。


张立宪:大家好。读库十周年和十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尝试了一下大场地,结果发现有些hold不住。我不是罗永浩,也不是罗振宇,在那种大场地独自说话,没人激发,就发挥不好,而且大场地完全没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感觉,所以今年很自觉地又撤回到小场地。感谢百老汇电影中心为我们提供这个场地。场地小了,票就显得不够用,向那些不能前来的朋友们说声抱歉。


白岩松:先不谈读库,今年张立宪同学当爸了。


张立宪:一孕傻三年,我现在很多时候反应不过来,智商有点欠奉。


白岩松:他把这个当自己的事了,其实他没起多大作用。


张立宪:六嫂一再跟我说,不要拿孩子做文章,所以今天关于孩子的事不多说。


白岩松:这是个好消息,得告诉大家。读库十二年了,这一年不是什么大转折,有哪些新生长出来的东西么?哪些是你觉得还蛮骄傲的?


张立宪:我刚才在台下问老白,你的本命年经历过什么?今年对我来说,除了初为人父这个天大的喜悦,其实并没有上一个本命年那么好。2005年的时候,我三十六岁,产生了做《读库》的念头,一帆风顺就做下来了。到今年确实感觉有很多困境,有很多很吃力的地方。


困境是什么呢?主要是许多事情需要刚性兑付了。做到现在,慢慢从原来的柔性兑付转成刚性兑付,原来某一期书出得晚一点,跟大家说一声就得了;现在你出晚一点,好几万读者挨个解释一遍,客服都要累死。大家不再希望看到你是一个没有章法、不能给人带来确定感的机构。


原来我主要是做业务,就是编务、案头编辑,现在还要承担管理、经营职能,许多都是刚性兑付。员工的工资到时间就得支付,六十多个家庭等着花销;纸厂、印厂的钱到期就得支付,房租不给也不行。


这种经营压力随着我们规模的扩大,自然就增大了,到什么时间就必须做什么事。原来我老觉得,有质量的生活就是不用承担那么多“必须”,曾经一度还真是这样。


白岩松:老六以前相当自由,也正是在自由中,才有《读库》的诞生。去年的前天,20161124日,我领着一帮年轻人去读库办公室,倒吸一口凉气,当然是面对热情时倒吸一口凉气。几十人坐在办公室,月月是要开工资的,我就越来越理解“读小库”为什么越卖越好了。


张立宪:老白当时说,看起来是大家为你打工,其实是你在为大家打工。我认为这是大家相互成就的过程,我们的员工得到的工资、奖金是他们应得的,这个工作机会不是我给他的,是他自己把握的。但刚性兑付的压力,和你年轻时所经历的痛苦烦恼、饥寒交迫、失恋失业都不一样,我和小伙伴们面临着到什么时间点就得出什么活,到什么时间点就得挣出多大的一笔钱来,否则就过不下去。这种不自由的感觉是几年前没有的。


白岩松:《读库》现在是几万名读者,规模相对比较平稳,但是因为办公室里人多了,想没想过你得把《读库》的读者再增多一点,码洋再增多一点,其他书也得再挣钱一点?


张立宪:这两年我反倒更老实,没有那么多野心了。前些年甭提我们内心有多少狂野的想法了。看到这个茶几就想,以后要出读库牌茶几,觉得什么都和我们有关系,什么都要做,什么都能卖,从台灯到阅读椅,我们都能干。后来发现我做不到这一点,并且我个人的生活过得那么糙,怎么可能给大家提供优质生活的样板呢?渐渐发现我们只能做《读库》,跟纸有关的,跟文字有关的东西。


白岩松:十二年前的《读库》读者,假如当初是二十四岁,今年都三十六了,假如当初是三十的话,今年都四十二了。这两年又有很多新的小伙伴成为新的读者,他们之间可以叫叔叔和阿姨了。产生了不同年龄层的读者,一个读库大家庭会产生一种变化。


张立宪:是啊,我们应该意识到,最大的八零后已经快四十岁了。每月月底,员工会给我发一封邮件,今年我接到一封邮件,向我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六哥你想没想过,万一你死了,读库怎么办?


我跟我父亲聊天,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很多人,尤其是男性,五十多岁就挂了,那时候的医疗、生活条件就是那样。我们现在也已经到了这个岁数,至少,人生的下半场开始了。


《读库》有一位作者王昌改,本来今天要来,没想到临时出差。他是1993年生人,《读库1404》发过他的文章《勐龙河畔》。


白岩松:也是属鸡的。


张立宪:当年他刚从西双版纳考到天津师范大学,写他的家乡,在《读库》发表了。如今他已经毕业,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我一直没想到他和《读库》还会有什么关联,文章发完了,稿费拿到,就结束了,没想到还会重逢,并且成为同行。我们现在最年轻的作者还不是他,是1998年的。


白岩松:不是读者,是作者。1998年的。


张立宪:《读库》的作者里有父子俩、母女俩,有夫妻俩、翁婿俩、师徒俩。


白岩松:迭代了。但是读者出现了年龄差别,会不会对《读库》有影响?我觉得《读库》就像春晚一样,让一家四代人都能看,有点儿费劲,所以春晚越整越烂。


张立宪:这个我想得很少。可能《读库》读者代际之间的特征也没有那么明显,六零后爱看的,八零后和九零后也爱看,人性中的某些东西变化并不大。


白岩松:读库第一个本命年的时候你可以这么回答,第二个本命年就没戏了,新读者二十四岁,老读者四十八岁。


张立宪:老读者确实在减少。像我现在,除了看书稿就很少看书,因为眼睛已经花了,手机也看得少。新的读者有像海绵一样旺盛的阅读需求和吸收能力,就像当年的我们一样。我确实没有你那种体会,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情,不需要哄着你、求着你、顺着你,你才去读,它不像其他消费品,以用户为导向。阅读有一种不变的东西,这种东西我去遵守它,读者也去遵守它,慢慢做下去就好了。


白岩松:所以这就是《读库》能做得长,电视节目就要考虑,一代人差十二年可差出不少。


张立宪:我们的电视节目在这方面恰恰做得不够,BBC十二年前的纪录片到现在也能看。


白岩松:2017年的《读库》,我发现理工类、科学类的文章数量开始增长。坦白说,《读库1705》的第一篇《未来的人会是怎样》我没看下去,虽然里面出现了熟悉的企业家的名字,这是跟你的个人爱好有关,还是觉得我该干这件事了?这一篇你看懂了吗?


张立宪:我看懂了,并且还看得心潮起伏。一期就那么多页,科技的多了,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的就会少。这种变化我不知道是从何而来,可能我觉得人文社科的已经说得太多了吧,并且说多了也没有太多用。


说一句很灰心的话,我觉得我们做书没有多大意义。今年有一次和梁文道一起吃饭,他也有这种感觉。你自己认为一件很了不起、很有意义的事,最后发现没有多大用。原来老以为,我们做书,能给大家提供加油站或者弹药库,大家通过阅读得到勇气、武器,去面对这个世界,了解它,对抗它或者改造它。但现在发现,你最多提供一种避难所,或者叫钟点房,大家在里面读一会儿,出来之后发现自己没有得到多大意义,自己做的也没有多大意义,外面的世界依然如故。


白岩松:反过来支撑你一下,做书的人有这种说法,读书的人也有这种想法。我也越来越爱读那些没用的东西,本来没用的时光也需要打发,还看了一些有趣的文字、好玩的东西,这两个小时也过去了,比看手机强。


张立宪: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人,能够自觉地做知识更新、知识迭代的人很少。大多数人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和愿望,他们过得可能更好。对我来说,唯一有点儿担心的就是,我们拥有的晚年,将与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完全不一样,我们的父辈基本都六十岁退休,带孩子,跳个广场舞,看自己慢慢老化。但是我们这一代可能是不一样的,人生的下半场才要开始呢。怎么过好下半场?我觉得很多同龄人并没有想过,大家现在还忙着风花雪月,或是房贷股市什么的。但凡多想一下,都会和现在不太一样吧。


白岩松:2015年苏州诚品书店开业,我和台湾来的杨照大哥聊天,我觉得人生下半场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学会跟自己相处。


张立宪:我相信有些人是有这种意识的,恰恰《读库》比较模糊地让这些人互相找到了。


白岩松:唐诺写了一篇文章《更多好东西不在你的习惯里》,发在今年第六期的《收获》上。很多好东西在我们的习惯之外,我说要喜欢“不喜欢”,要喜欢“别扭”,因为新东西一定在“不喜欢”和“别扭”之间。唐诺说,他在一次书展上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读者分成三圈,靠里的一圈是真的读者,第二圈是假装的读者,第三圈是买错了书的读者。他说他特别看重假装的读者,因为假装一会儿就成真的了。


张立宪:这确实是流动的。真的读者也可能因为你的怠慢、冒犯、伤害,而对你失望,离开你;或者你和他在某个年代是合适的,但过了两年之后彼此不相爱了;假装的读者也许慢慢会变成真的。这里面有一种不言而明的东西。其实对于《读库》和《读库》的读者来说,维持起来并不容易,因为大伙都不爱说话,更不喜欢表白,看似宽容,其实心理门槛很高。我很难概括出第一条是什么,第二条是什么,但是它又存在着,这种存在让我们心里可踏实了。


现在到年底了,需要准备出很多钱付给各方,确实有这个压力,但心里又很踏实。每年我们收到那么多土特产,连谢谢都不说。今年终于回过味来,不能再这样下去,否则人家越寄越少。我们应该这样:这人寄来两盒茶叶,我们留一盒,另一盒寄给下一个哥们儿;那哥们儿又寄来了四箱芒果,我们吃三箱,另一箱再寄走;那哥们儿又寄来八只大闸蟹,我们吃六个,留下两个再寄给另外一个人,这样我们才能越赚越多。


这是开玩笑,但真的有一种大伙儿都不怎么说话的默契。


音乐剧《悲惨世界》上演已经三十多年了,它的监制卡麦隆·麦金托什(Cameron Mackintosh)在一本书里回忆自己怎么做这部剧。他的一个体会是,人与人之间,拍档之间,最好的关系、最好的状态,需要多少年才能孕育出来?二十年到二十五年。我一想,我们还远远不够,读库团队的小伙伴们,到现在最长的也才工作了十年。我和六嫂结婚二十一年,也才刚刚到最好的状态。


照这个看,读库现在还不到最好的时候,而是在通往最好的过程中,其间有人离开,有人加入。所谓的下半场,还好可以有这种期待。到读库二十四年的时候,咱们再坐在一起,都不说话,默默坐一会儿,彼此散去。


白岩松:仔细一想,也挺吓人的。


张立宪:卡麦隆和《悲惨世界》的编剧、作曲都是多年的老哥们儿,逐渐打磨出一个完美的剧,这个过程一直没有断,渐入佳境,每一刻都妙不可言。


白岩松:我的感觉是,《读库》的确是一个挺适合一个人独处时的伙伴。我不知道在座的读者是不是也有这种感受,《读库》上的好多文章不必去分享,不像有的书看完之后,一定要让别人也看看,《读库》上的文章好像就是自己看完就蛮好。


张立宪: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读库》和《读库》之外的书,都是书。我现在可禅了。


白岩松:但凡你听懂了老六说的话,那你一定是听错了。


读库在向前走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正在形成习惯,还是想打破习惯?


张立宪:习惯和打破是互为表里的,我们越来越习惯了这种改变,或者说,我们在逐渐改变我们的习惯。


白岩松:我看到了一些改变,人文类文章减少,而新的科学、人工智能,包括人类的未来会是怎样等等内容增多。


张立宪:因为这个新的时代已经不可抗拒地到来了。去年英国《新科学家》创刊五十周年,四十余位世界级科学家对人类五十年后的未来生活展开预测,其中一个说法是,未来五十年,是一个稀缺性逐渐丧失的年代。


现在谁还稀罕家里有几盒月饼呢?小时候拿几块月饼高兴得什么似的。现在,满大街的自行车已经没人要了。其实现在买书也跟不要钱似的,也许再过三五年,读库的书会被某个大机构买单,免费送给大家看,这都有可能。


稀缺性在逐渐丧失。由此,我们从周围的人际关系中,或者从父母、从家族那里继承来的紧张感也会丧失。


但是现在大家还在习惯这种紧张感,兜里的钱永远不够,永远得防备被别人骗,永远要跟别人争,提防着有些东西被别人抢走我就拿不到。我们还没有做好这种心理准备,去迎接稀缺感丧失后的从容感。尤其是我们这代从小穷惯了的人,心理的调整是需要尽快学习的,否则可能变得越来越low。


白岩松:大家总说有两样东西在变化。比如从新闻这行来说,突然意识到资讯本身、新闻本身已经没什么价值了,因为你想不知道都不可能,人工智能都可以去写这样的一个“知道”。因此,现在新闻真正拼的是更多的知道,还有整合、调查、评论等等,资讯本身没价值了。我们三十多年前当学生的时候,学的是资讯本身最有价值。


同样的,知识没有价值了,因为获取知识太容易了,老师讲到三,底下学生已经上网查到八了。网上到处是问答的时代,《读库》是不是要提供高于知识的这些东西?我的个人感觉是。我在《读库》里最喜欢的文章往往是那些我知道的,但它又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在另一个位置。


张立宪:知识就摆在那儿,但是你怎么解读这些知识,怎么把这些知识与你相容,这个过程是需要学习的。并且往往是看了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这个过程通过阅读才能得到。


现在我们在编稿子,或者在处理这些信息的时候,不自觉地顺应这种新的潮流,就是尽量让大家把内心的紧张感减轻,不要老拿自己当一个穷人来对待。这个社会需要数据化,需要计算,但不是算计。


有那种特别会钻空子的人,钻来钻去,自己的身姿就变得很猥琐难看。还是尽量让自己堂堂正正一些。


白岩松:你说当爹之后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晚上看碟的时光没了。


张立宪:对呀,我已经问过其他爸妈,三年之内基本上不能再完整看一部片子了。最近公映的片子,我想看《银翼杀手2049》,当然也可以在上班时间悄悄去看片,但自己内心会很愧疚,所以真的是没有心思了。


我看电影,喜欢电影之外相勾连的那些事。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不是一个新闻发生后,那些正常人的反应,而是小粉红和五毛。非常遗憾,这个群体没有被挖掘,我特别希望有调查记者能够好好地去记录、呈现一下这些人。


白岩松:你觉得他们有趣在哪儿?


张立宪:何以如此?何以至此?他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和别人的关系。


你看《战争风云》,沃克总结说,同盟国像轴心国,轴心国像同盟国。德、意、日这三个国家,表现得就像民主国家一样,各行其是,自由自在。轴心国的元首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开过会,乱成一团,一盘散沙。同盟国反倒表现得高度统一,动不动就开会,协调协同。为什么会这样?


后来,我又看《山本五十六》。他在海军省,被陆军省的人恨不得拿枪指着打。为什么要打他?因为当时甚嚣尘上的言论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应该和德国的希特勒老师结为同盟,山本五十六不同意。他在海军省里也有兄弟认为日本应该和德国结盟,他忍不住了,问这些人,为什么要和德国好?希特勒是什么人,你们知道吗?兄弟们说,知道啊,《我的奋斗》我们都看过,很崇拜他。山本五十六就让那些傻兄弟拿出《我的奋斗》。当然,这些人看的是日文版《我的奋斗》。而德文版里第十一章,希特勒对大和民族有一番评论,大意是,日本是一个毫无创意的劣等民族,德国未来也许会和日本结盟,但我们只会利用他们这种执著精神……结果,这几句话在日文版里被删掉了。


如此重要的信息被屏蔽,导致一帮被希特勒鄙视的人还拿希特勒当亲人,一股劲儿地要跟德国好,最后酿成了大悲剧。


白岩松:其实德国人也特别讨厌墨索里尼。德国的媒体跟我说,希特勒跟墨索里尼唯一的合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把墨索里尼救出来,他就没打过一次胜仗。


张立宪:我还看到一个统计,大概是说,整个二战期间,日本人总的死亡人数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山本五十六死之后死的。一个人在一个大潮流中,他也不得不把自己绑上战车,与之殉葬。我们真正有兴趣了解山本五十六的人有多少?我凭什么要看一个日本鬼子?看了之后吸取教训的又有多少?


白岩松:编《读库》时间长了,会不会越来越是一个职业的编辑?还是一开始就是,偶尔有一些文章让你突然又觉得自己是个读者?


张立宪:我还是作者、读者和编者三合一。拿到一个稿子,先从编者的角度看它适不适合我们,再从读者的角度看它有什么问题,然后再从作者的角度,看有没有可能帮助原作者一起把它磨得更好一些。


白岩松:今年第五期里,我比较喜欢那组布达拉宫的照片。布达拉宫单个的照片,我看过一些,但是把它从1901年,一直到2008年摆在一起,我没见过。看完这篇带多媒体属性的文章,我突然有个感觉,其实布达拉宫一直就像一个人在那儿,看着广场上各路人马。拿到这样的稿子的时候,你还要去做什么?


张立宪:这篇稿子其实是作者有心,他做了这些工作。我不知道他做了多长时间,可能在《读库》之前他就在做。


白岩松:而且还花了不少钱呢。


张立宪:他就喜欢这个,他在知道《读库》之前就已经把这个工作做完了。对我们来说,就是把他这个非常好的研究成果转述给大家。这个过程完成了,其义自见。


2013年,我去韩国参加东亚出版人会议。东亚包括日本、韩国、中国,还有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越南、菲律宾等。诚实地说,我认为日本出版人是最职业的,是最让我佩服的。


只要是去参会的,基本上都是这个行业里非常优秀的人。我们看中国的出版人,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感觉每个人也都很优秀。但你看过日本出版人之后,会发现他们在意境上有很大的差别。我个人的总结是,日本的出版人,他们做一本书从来不去想意义,意义是属于读者的。所以他们把每本书都做得非常好,做得自己都很骄傲,然后就拿着自己的书,冷峻地向大家一本本展示,那意思就是你识货你就读,你要是不识货、不喜欢,不读就得了。不像我们,先说自己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这本书要表达什么,要达到什么效果,多么不容易,多么了不起,等等。


那次会议对我个人影响非常大。相对来说,内地的出版和香港、台湾地区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但对我来说,那个差距还没有弥补的时候,我正好又看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


白岩松:老六在做《读库》的过程中,一直有一种骄傲。这几年,华语地区的出版人和写作者都变成了销售员,空气中充满着“你买吧,你买吧”的迎合。而在日本,恰恰有些局部——日本现在也在弥漫“你买吧,你买吧”,始终保有一种“我的尊严”,我还要要求你呢。比如日本有一些小旅店,叫两餐一宿,规定好到这儿没得选,按我今天买了什么最好的,得按我这儿吃,而且您住到第四天,对不起,我劝您不要住,您去其他宾馆,我们这个宾馆只能做到三天不重样。其实《读库》也是有这种骄傲的,起码老六有。


张立宪:抱歉,这个意义恰恰我认为是不属于我的。


白岩松:所以是我说嘛。


张立宪:有这么一群人,觉得读书、买书、阅读,不需要非得哄着,非得顺着,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爱读不读嘛,爱买不买嘛。我觉得就是这样,何必说那么多呢?你说那么多,也许误会会更多,错觉会更多,错爱也会更多。


白岩松:外圈的读者会更多。


张立宪:错爱一旦让人识破之后,会跌得很惨。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因缘巧合,突然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怎么办?当然,数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但也许数完钱之后你还要恢复到常态。怕的是突然一天我们的销量比如说增加了一百倍,你按一百倍去配置各种资源,之后发现那一百倍里有九十九倍都是错爱。人家发现爱错了,离开了,然后你怎么办?你就空守着为他们建好的房子、为他们备好的婚床,独守空房吗?


所以就让它慢慢发生吧。今年我有特别大的一个体会,我相信在座各位人到中年都会有这种体会,因为你经历了生老病死后会发现,衰老是瞬间的事儿,死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多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老觉得变化是逐渐的,结果是最后突然一下发生的。其实变化是瞬间的,比如我要做《读库》,2005年的那个晚上就决定了。结果呢,已经发生了十二年。也许接下来还需要十二年才能等得到,如果我不退休,可能永远等不到。


白岩松:你还有退休的权利吗?


张立宪:我认为必须要有。刚才不是说减法嘛,有的书在我的能力和精力之外,我就去找能胜任的人来编。我们现在筹划的接下来的几个系列,我都不再是操刀手了,而是会尽量去寻找更合适的人,给他提供支持、提供服务就好了。如果说接下来的十二年《读库》会有什么变化,就是我做的事儿会更少,我一年可能就编这六本《读库》,再终审一些稿子。


白岩松:再然后就是一年六本《读库》也不编了,主要是这一天负责聊一聊。


张立宪:那多美好啊。


白岩松:在《读库》当中,我还比较喜欢的是突然又新冒出来的一种文体。其实中文每天都在被发明。去年在《读库1604》上,我看到贾行家的微博体文章《他们》,这个有意思,就像很多年前看到的东北老太太姜淑梅写的一样,后来成了爆款。然后,贾行家也出了书《尘土》。现在这种新的好玩的文字会不会又勾起了你这种叫“想战一场”的冲动?怎么后来书没在你这儿出?也可以考虑书是你出啊。


张立宪:当时我们操作这种单行本图书的能力比较弱,到现在也依然不强。现在我们接到的大部分书稿都是婉言谢绝,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好,做得好也不一定能卖得好,会有各种考量。


白岩松:我觉得东北衰老也好像是一个过程,或者用老六的话说,是个瞬间的事情。刚开始衰老的时候,东北为全国提供小品和娱乐,现在当深度衰老的时候,东北开始提供更好的文学。贾行家的,双雪涛的,突然有一种乡愁和故乡原来就在文字里的感觉,只是过去别人没把它描述出来。所以,我倒觉得可以做啊。真的做减法,将来就是读小库成为读库,读库成为读小库了?


张立宪:我只能说为读小库提供服务。做读小库,我不是强项,就像我是一个新当父亲的人,还需要在座各位爸爸妈妈的指点。我未来能做的,还是把《读库》做好。


白岩松:但是我相信,无论是码洋,还是从网上看,读小库占的比例正在增大。


张立宪:它也没有大到哪儿去。大家千万不要认为做书那么容易,我们老以为某本书应该被出版,基于这种“应该”,把它做出来。但实际上,“应该”和最终这本书的命运之间,要走很远很远的路,哪一步不慎,灾难性的后果就会发生,那种皆大欢喜的喜剧性结果出现得很少。


白岩松:我挤兑过老六,老六去读MBA,收获到什么了?为什么突然要去读?现在读了那么长时间,我得问问你了,觉得这个决定挺对的?


张立宪:我认为这个决定是挺对的。我们对经营管理的欠缺比编辑业务的欠缺更甚。当时我是得到一个奖学金,可以免学费去读。但是,即使不免学费,我自己也会想办法攒出一笔钱去读。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专业的事情就需要具备专业的理念、专业的能力。比这个更重要的,我认为有两点,一个叫语言。电影《降临》里说,你学会了某种语言,就会具备某种能力。那么,管理学这方面的语言,有时候会帮助你的思维做一些调整,原来你半天描述不清楚的,到了这里可能一个词语就可以给它提炼、概括出来。或者某一种模块,能够让你知道你的执行程序会更高效,会更准确。


白岩松:新闻人和新闻人之间有时候是几个词的聊天,像围绕着“客观”,一般其他行业不太用“客观”这个词。再比如说“导语”,其他行业更不谈了。有时候找到那个词儿,就找到了。


张立宪:另外一个,我也经常和小伙伴们分享,把课堂上的一些知识趸到我们的业务会上。我们有一个词叫“琢磨人”,西方也在琢磨人,他们设计各种问卷、各种模块,来分析人、分析团队,我们东方也在琢磨人。我跟小伙伴们说,尽量多学一些西方那种琢磨人的路数,少一些东方琢磨人的伎俩。


白岩松:东方的琢磨人不是描绘出一个什么形象,而是我争取在你的身上占一些什么便宜,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


张立宪:这个也是我觉得《读库》让我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因。因为在座各位提供的支持,让我们能活着,让我们有活力,让我们比较任性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反过来说,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这十二年来,我自己也在发生变化。不是说我整点好东西,读者们去享受、去学习吧,与我无关。我从这里面学到的最多。每篇稿子都是我字斟句酌在编,字斟句酌只是皮相上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它传递的那种东西,这十二年来对我的修身养性非常有好处。包括我们由此而形成的一些价值观,一些为人处事的东西,能够让我们独立于所处的生态环境、所处的文化场之外。


读库第一次开标准意义上的大会,是在三年前,此前都没开过,因为没条件,都是找个咖啡馆,或者海底捞,一边吃火锅一边就把会开了。那天租了一个快捷酒店的会议室,开了一次会,说我们得总结一下我们企业的价值观是什么,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不占人便宜。


这点挺难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睁开眼想的就是怎么去占人便宜,怎么不被别人占便宜。能够做到不占人便宜,这一点真的是你得内心足够从容强大才能做到,甚至跟口袋里的钱是否宽绰都没关系。


我们有一个员工,四年前给我写信,希望来读库工作,并且把他自己编的书都打印出来,装订得整整齐齐寄给我。那会儿我们还没有规范的招聘流程,他就直接寄给我,我和六嫂逐字逐页地翻过去,这小孩太认真了。那会儿我们也没有办公室,就在咖啡馆见的他,他从几千公里外的家乡来到北京。我跟他不客气地说,我感觉你现在做编辑是不够的,如果你要来《读库》,只能在库房工作。他接受了在库房,一做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中,有一次他给我发邮件,听说编辑部的同事经常还能开业务会,探讨一下怎么编稿子,他说,听到这个之后真是羡慕嫉妒恨。我看了之后,真的是说不出的滋味。


到去年,他跟我说要到编辑部来,你可以考核我。我们当然鼓励员工转岗,但是转岗也得有一个严格的、公平的、公开的程序。我就把我们每次招聘的面试题给他做了一遍,做完之后,我也跟他诚实地说,如果单独从招聘的角度来说,你的面试成绩并不理想,但你可以来试试。你如果不试,还在库房工作,如果来试的话,有风险,就是试用期结束之后,你可能就得失去这份工作。他给我发了一条非常长的短信,他说这个答案几乎是唯一的,我必须要来试。他试了两个月,最后不能胜任。


白岩松:又回去了?


张立宪:回不了库房,因为那个位置已经属于别人了。最后他决定要离开读库的时候,我跟六嫂提到这事儿,六嫂非常难过,说不行,这小孩多好,我们再给他安排一个岗位吧。我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最好别走,你看看其他岗位有没有合适的。他说,我如果再挑一个岗位的话,对其他同事不公平。最后他选择了离开。


我肯定不能说是《读库》给了他这种价值观,我认为正好是一群价值观相同的人凑在了一起,我们来做一件事。做的过程中,我们挣取属于自己的报酬,不占别人的便宜,不从金钱上,尤其是时间上盘剥别人。


白岩松:那天老六和我商量今天聊什么,我说好的谈话是一次冒险,我们应该进行一次冒险——我觉得现在冒险已经进入到很舒服的段落了。


读库不占别人的便宜,也不一定提供更多的超出自己应该提供的东西。老六刚开始去读MBA的时候,我问,等你读完这个MBA,会不会由过去一个古怪精灵、任性好玩的出版人,变成一个成功的、庸俗的商人呢?你知道他在我们家是怎么回答的吗?“变成庸俗的商人是有可能的,成功还差得远哦。”


张立宪:对商人,我认为大家有误解、有误会。


白岩松:我在“商人”前面加了个“庸俗的”,对商人我没有误解。


张立宪:我们和一家版权方合作,比如他们给读库的版税率是百分之十,结果有一天,我们的版权编辑接到了该版权方给另一家出版机构的合约,版税率比给我们的低,比如说百分之八。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当时版权编辑跟我说,给别人是百分之八,给我们是百分之十,咱们是不是跟他们说说,也降到百分之八?我说,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就当我们不知道。


因为百分之十的版税率是我们衡量之后,觉得自己可以承受的,并且我认为读库和他们之间不是讨价还价的关系——我们和版权方、和作者之间,都不是讨价还价的关系。既然百分之十是我们能够承受的,那何乐而不为呢?就让他们拿百分之十好了,这样也许等他们以后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会选择百分之十而不是百分之八。第一,你不要占别人便宜;第二,如果你有能力尽量多给别人一些东西的话,这对你自己也有好处。这也是商业。


白岩松:如果你没听到百分之八,没起任何波澜,你会认为百分之十非常对。


张立宪: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前几天在上海童书展,和读库小伙伴喝酒的时候还聊到这个事,我说以后如果能这么做,还尽量要这么做。只要我们力所能及,多给对方一些利益完全是可以的,这一点也不违背商业原则,也不违背商业伦理,甚至是更商业的。


我们再对在座的做个统计。最近发生了红黄蓝幼儿园的事,我相信没有人会觉得红黄蓝不遭恨。我刚看到这家公司在美国的股价腰斩,很多人也觉得大快人心。如果这时候有炒股专家明确告诉你,等它的股价跌到某个价位的时候,建议你买它的股票,肯定能有十倍以上的收益,你会买吗?


大家可以诚实地举一下手,会买这家公司股票的,请举一下手。


好的。我认为这就是答案。


白岩松:其实中国很特别。我看过一个调查,关于谁是市场经济国家。按照一般的准则,随行就市的当然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全世界范围内做一个调查,问卷是这样:铁锹平时卖一百块钱一把,但是暴风雪覆盖了这个地方,铁锹成为紧缺物资,您是否同意涨到二百块一把?调查结果中,回答同意的比例,排第一位的居然是中国和美国,欧洲人里不同意的比例更高。对于市场经济来说,其实我们是后来者,但骨子里就拥有那种更前卫、更根深蒂固的东西。这是一个挺好玩的话题。


张立宪:编了这么多《读库》,如果不从里面汲取一点精神力量,不是白编了嘛。刚才所说的这个时代的紧张感和稀缺性的问题,没那么多事儿,少赚点钱也饿不死人,现在没什么十万火急、人命关天的时候。


白岩松:各位发现没有,《读库》好像十二年里真干了一件一直没变的事情,价格没变。


张立宪:对,但我们的本子最近涨价了。这跟刚才所说的刚性兑付没有关系——那是你自己的经营策略、经营能力的问题,付得起钱就付,付不起就破产。更主要的是,在我们自己的测算范围内,觉得读库的本子该涨价了。


白岩松:请大家回想一下这十二年里房价是什么状况,包括图书——当然,图书涨幅是最小的。


张立宪:这个说起来确实很惨,图书的利润率不高,只要自己做过实业、做过公司的人就知道。现在图书行业主要挣的什么钱?第一,挣的是渠道的钱。读库之所以还能活着,不是说利润率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的推广渠道几乎不花钱。


白岩松:他们的书也进书店,但并不是像很多传统图书那样把很多钱让渠道挣了。读库好在有自己的渠道。


张立宪:还有值得庆幸的一点是,读库当年在网络上成长的时候,网络渠道是不花钱的,但现在网络上的渠道费用也越来越高,想再做一本书难度会更大。


第二个挣的是物流的钱。大家买的东西越多,客单数越高,我们才有利润,如果您从读库只买一样东西,我们不仅不挣钱,甚至有可能赔钱。


可以想见,这个行业到现在为止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运转,要靠抠出点钱来、省出点钱来才能生存。


白岩松:《读库》前面的卷首画挺神的,大家感觉到了吧?2017年的那个小彩页,那么古典的绘画方式,背后却是荒唐的、黑色幽默的东西。


张立宪:它有一种叫“只有人才能干的事”的感觉,即使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今年《读库》每期的小彩页,其实作者夏阿完全是在iPad上画画,他已经不在纸上作画了。


白岩松:啊?那些画是在电脑上画的?


张立宪:对,如果你说想讨一幅原作,对不起,没有原作,他只会给你打印出来,这就是原作了。但它依然是人工做出来的东西。《读库》未来不管怎么宣扬高科技,怎么分析人工智能,但骨子里人性的状态、人心的变化,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


白岩松:十二年了,回头想想,跟你当时出发的时候相比,现在哪些是初心、守住了,哪些变了、将来得再调调?回头想想十二年前出发的时候,今天照照镜子是什么感觉?


张立宪:我认为十二年前做《读库》是我当时最好的选择,十二年后虽然有很多变化,但对我来说这依然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是唯一的选择。我现在根本想象不到还能干什么。多幸福啊,有多少人能像我这样?


白岩松:咱们这帮人经常说“下半场开始了”,但坦白地说,这个说法有点像是咱们的自恋。我们的下半场早就开始了,怎么能快五十岁才开始?下半场什么打算?


张立宪:迎接变化,也让自己变化。如果一成不变就太乏味了。


白岩松:往哪变,变什么?


张立宪:结论不属于我,我觉得大家会做出判断。


白岩松:好,等家里姑娘慢慢改变你吧。来,接下来得把提问的机会给各位了。





读者:六哥好。最近这两年,现实题材和非虚构作品逐渐在影视圈崛起,最近《嘉年华》这样的片子上映,可能票房成绩也会不错。《读库》是非虚构作品的富矿,请问六哥是如何看待非虚构作品进行影视改编的?未来《读库》中的作品有没有影视改编的计划?


张立宪:《读库》里的文章,据说有几篇已经有人在打听,有影视公司在购买,但是这些跟我们无关,我们也做不了这件事。


白岩松:这就涉及在《读库》上刊发文章,是全版权有没有在你手里?


张立宪:从理论上说,文章在《读库》发了,如果再有二次权益转让的话,自然与我有关。毕竟有我的功劳,发表之后才能被第三方看到嘛。但是我们乐见其成,你们双方直接谈就好了。现在这方面我们还不是那么严格的商业体系内的一个角色,希望未来能够从中狠捞一笔吧。


白岩松:他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提醒你呢?


张立宪:我们做不了这件事。这几年的确是越做事情越少,越做越觉得自己能做的事越少。我曾经看到一个同学对另外一个同学说,买这个股票吧,大概如何如何。然后那个人就说,这不是我们投资的行业,所以我们不买。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很好奇地问第一个同学,这只股票是真的如你所料,从这儿涨到那儿吗?他说是,我说大哥那你下次告诉我行不行?


我们很多时候只看到贼吃肉,没看到贼挨打。取舍太重要了,我们做不了这件事,我没有这个能力。


读者:六哥好,我是从《读库》创刊到现在年年买。


白岩松:我问一下,您是几零后?


读者:我是八零后,1984年的。年年都会订,可是今年一本也没看。因为跟您差不多,我儿子也是今年刚出生,现在八九个月。感觉生活跟工作其实挺难分开的,想问一下您是怎么平衡这个状态的。


张立宪:我也是走到这一步才慢慢有所警醒的,我们原来太过托大,当情绪低落的时候,觉得看点心灵鸡汤,或者给自己加加油,就能够雄心万丈,满血复活。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要说控制别人,连自己的情绪都掌控不了。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有时候心理还和生理结合在一起,很多心理状况是生理状况造成的,只不过你并不自知。


这么多年下来,你越来越发现,你可掌控的东西太少了,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情绪,往往都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所以我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趁着日子好的时候把日子过好。


我觉得我们在自律方面都很差,尤其是文人——文人以不自律为荣,但这几年感觉到,还是尽量让自己多一些自律吧。


在座每个人的状态都还不错,还有闲情逸致在这个周末的下午过来聊会儿闲天,但事实上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你的人生中,某一天会遇到一堵墙。我们年轻的时候往往会把很多挫败、很多失意归结到外因:我没钱所以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我的老板不好,所以我的工作度日如年。但那时候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买不起大房子就买小的,或者租;实在受不了这份工作可以辞职。但你会逐渐过渡到这一步,就是外界都对你很好,你能拥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没有人为难你,但你依然会面临人生中最根本的问题,你解决不了,无能为力。并且不再是买不了大房子就住小房子,不再是大或小,多或少,而是要么有,要么无;或者生,或者死。


我们要做好迎接那堵墙的准备,把好日子过好,并且为未来那堵墙储备一些能量和能力。


白岩松:我想提醒你,你的这个提问里含有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当自己做点传统概念中好像没那么有意义的事情时,心里就发慌,总想着要去平衡,但我个人觉得唯一不能错过的是你孩子成长的这一两年,千万不要错过。摄像机该买一定要买,该多陪一定要陪,这段时光转瞬即逝,等突然有一天孩子在门上“啪”给你贴一张纸:“有事请敲门”,你就知道自己错过什么了。


读者:读库之前做过编辑、编务方面的培训,但后来几年好像没有再做了,请问还有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人在太原,好像身边没有那么多人看《读库》,偶尔碰见一两个就特别惊喜。我想有没有可能在各地做一些线下的组织,让我们读者偶尔可以聚一聚或者是互相聊一聊,一起做一些发掘地方资源的事。


张立宪:培训方面,我确实觉得无能为力。要想让一次学习很有成效的话,是需要时间打磨的,需要大家在一起摸爬滚打、争吵,互相鄙视、互相学习。这个过程仅仅靠有限的几堂课,只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原来这样是可以的,但其实是不可以的。读库的小伙伴,我们尽量做到经常性、制度性的业务学习,到现在依然完不成基本的职业训练或者对专业技能的掌握。


你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现在也难以做到。因为越来越发现,人群是很容易分化的。你今天在这里看旁边这个人,和你喜欢同样的东西,俩人恨不得马上拥抱在一起,待会出去喝杯咖啡,聊得深入一点,就再去吃点饭。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


白岩松:我插一句话,读库其实偶尔也会做一些线下的活动,只是全国太大了,是不是还没走到太原呢?你作为一个河北人,怎么也得照顾照顾太原啊。另外有一点,我有些惊讶,读库一直没有一个网上的聊天空间吗?


张立宪:有。那个聊天空间的宗旨是“除了读库什么都聊”。据说里面有一个最受欢迎的兄弟教大家炒股,至少能保证赚到订一份《读库》的钱。真是胸无大志。


白岩松:不过这挺像《读库》读者的。


张立宪:当年我也混过论坛,经历了网络生态的变迁,结果发现人性的弱点谁都有,一开始眼看他起高楼,最后眼看他楼塌了。时间一长,各种矛盾全暴露了:这孙子喝点酒就占女孩的便宜,那孙子一到结账的时候就躲厕所。所以尽量不去策动这些事,让大家自由自在地相处就好了。自组织,自生长。


白岩松:你会不会有点太固执呢?我觉得有时候读者也有交流的需求。


张立宪:我也有这个需求啊。这几年我每年要跑七八个城市,现场给你带来的那种碰撞、激发、提醒,非常有用。只是说,我们不主动去策动读者们的交流。


白岩松:在网络交流平台上,新一期《读库》出来那几天,几个编辑可以跟读者互动一下,每篇文章背后的故事肯定很有意思。


张立宪:原来是人手不够,有精力还是好好编稿吧,接下来我们慢慢成熟起来,会有人来做这个工作。


读者:我比较喜欢读库出的建筑系列图书,这次去台湾还专门去看了农禅寺。想提个建议,以后再做这类图书的时候,能不能开本稍微大一些。之前出的“堂奥书系”《乌镇剧院》也是,平摊的时候有点费力,以后能不能改进一下,后面的几本能不能出得进度快一些?


张立宪:今年王南老师也在现场,他已经表态了,会抓紧时间的。建筑史诗系列,原来计划用八年时间,他也在痛改前非,大概会用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堂奥书系,也要陆续交稿。


关于开本大小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在国外市场就很好解决,出个大开本,出个小开本。但对国内图书市场来说,一个开本都卖不掉。当我们只能做一个开本的时候,从现在来看,这个开本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堂奥书系”的《乌镇剧院》和《农禅寺》,我们是准备再做大开本的。我之前也和姚仁喜先生说过,准备抢在他得普利兹克奖之前,把精装大开本做出来,然后等着他获奖,然后大卖其钱。


读者:六哥你好,白岩松老师好。我是做计算机编程的,我想问问二位,接触的理科生多不多?学计算机的,学电子,学机械的?你们觉得他们身上普遍存在一些什么共同的问题吗?


张立宪:我很关注国外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留意过他们的教材,以及他们留作业要读的书。平心而论,我们国内的大学生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毕业出来的学生是既不像文科生,也不像理科生。大学该吃的苦都没有吃到,该完成的知识储备、该读的书都没有读到,非常可惜,人生中最好的年华没有很好地用起来。


我见过比较好玩的人,是高中的时候文科好,结果不小心学了理科,或者理科好,却阴差阳错学了文科,他骨子里这两方面的基因都有。这个基因靠我们的课程设置、靠教育部发文件是做不到的。听说有些地方,从高一就开始分科了。只能靠自己稍稍有这么一点点意识。


白岩松:表面上看,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因为理科不强造成的,骨子里是因为中国的文科太烂。这是有问题的。我不太喜欢现在的文科,我特别喜欢将来的中国的文科。就一个个体来说,好文科人一定有理科的某种思维,好理科人一定有文科的某些爱好。


张立宪:我最近看到一套民国期间编著的故事书,看了之后我们决定放弃。它里面传递的很多东西,拿到现在看已经不行了,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我们的小伙伴们在整理的时候,也都觉得要放弃。对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东西的解读,现在内心其实都应该多少有一点反省或检讨的意识。即使是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民国的东西,也不能直接简单地拿到现在来重出。


白岩松:这个话题蛮有意思。读者们得到的都是最后同意拿出来的东西,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大量的同意拿出来的东西之外,还有更多的是没有被拿出来的东西。有的都是临门一脚了,又被摁下来的东西。有没有后来觉得挺可惜的,但是摁掉了隔两年也没法拿回来的?


张立宪: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一个人在做书,你要嵌入整个出版版图来看。怎么给大家提供一种别开生面,自己也别开生面,这样才能生下来,活下来。


举个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们一般都会把自己代入到越王勾践身上,认为他吃了很多苦,甚至不惜去尝吴王夫差的屎,尝完之后还得欢欣鼓舞地说,大王,我尝了你的屎,你的身体没事,挺好的。这个故事如果现在讲给稍微有一点点辨别能力的人听,初中生、高中生,有没有可能把自己代入到吴王夫差的身上?未来你的生命中极有可能遇到为你尝屎的人,你怎么对待他?如果我们讲中国故事,这个故事该怎么讲好?让小朋友怎么理解这个故事?


读者:刚才六哥讲到稀缺性的问题,现在普遍没有稀缺性了,但大家普遍都有那种紧张感。我第一次看《读库》,是2010年在我们大学的图书馆,看的是《读库0602》,一眨眼七年过去了。刚才白老师说的,《读库》的有些文章适合一个人读。这七年来,《读库》给我的感觉是由以前一个人围着一个炭盆烤火,变成一群人围着一堆火跳舞。白老师说科技的篇幅比较多,人文类的文章变少了,这也是《读库》的一些变化。我想问一下,我们该如何面对稀缺度减少,同时紧张度变多了?如何在大家一块围着篝火跳舞的时候,还能留一些炭,让大家能围着烤火?


张立宪:我觉得科学和人文并不是对立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它是两个翅膀,缺一不可。


白岩松:这是特好的一个方向。你的紧张度是不是在增长?稀缺性没有那么稀缺了。孔融让梨,是因为只有那一个梨,所以成为美德。现在小孩学孔融让梨,让完之后回头,“姥姥再给我一个”。所以它一点都谈不上是美德,不能拿来衡量孩子了。这个紧张度是不是在上升的?


张立宪:这个紧张度甚至比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还要厉害。阿尔法元(AlphaGo Zero)大败阿尔法狗(AlphaGo)的棋谱公布之后,人类的棋手还有兴趣研究它吗?还有。紧张度也体现在这里,就是做半天发现没什么意义,那么你要想真正上升到有意义的角度,门槛更高。


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像个寄生虫,人家发明了什么,你拿来用就得了,生活成本越来越低,买得起手机,可以玩游戏、刷微博微信。但你真正想成为一个创造者,这个难度可能比当年考状元都难。这是不是您所说的紧张度因此产生?更不用说现实中的压力,房价,户口,被刁难,被禁锢,那怎么能够减轻紧张度呢?


前几个月,土摩托老师去英国采访了大卫·爱登堡(David Attenborough),大名鼎鼎的BBC纪录片出品人和解说人。在他去英国之前的饭局上,我们一直在做智力游戏:如果是我采访大卫·爱登堡,要问他什么。


很难问,因为大卫·爱登堡是个正确到乏味的人,太完美了,太正确了。他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BBC已经出过好几部关于他光辉一生的纪录片。这种紧张感是你发现要把工作做好更难了。难得有这种机会,一旦机会降临,你却更加惶恐。


那顿饭局结束之前,大家想到了几个方向。因为大卫爵士这六十年拍纪录片的生涯,基本上是眼见人类把环境毁得一塌糊涂的六十年,他内心是爱人类还是恨人类?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对技术的应用,大卫·爱登堡用过的某个设备、某个技术,会马上被好莱坞大片拿去用,他是怎么看的?第三个问题,英国人内心的莎剧情结,他把动物也拍成莎士比亚的戏剧,这样到底好不好?


当时总结出这三个方向的问题,我觉得挺兴奋的,心想至少这几个哥们都宝刀未老。后来土摩托老师去了英国,我还替他发愁,一个记者不仅要带着问题去,而且还要在采访过程中随机产生新的问题,您后来产生新的问题了吗?


土摩托:没有。这三个问题我都问了。


读者:我从2011年开始看《读库》,断断续续这么多年,现在在北京的一家独立书店上班,我今天特别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读库产品的定价问题。我想把读库的产品在我们店更多地推广售卖,但遇到一个问题,我们进读库的产品基本都是七折进,还需要加上商场的扣点,再卖给顾客,顾客可能有储值卡,打折之后,读库产品在我们店里售卖时的利润根本就不高,可能就几块钱。


我不知道读库产品的定价是怎么界定的,你们这样的定价会获利多少,如果长期这样一个情况,很多的实体书店没有太多利益,又占了很大面积,势必会缩减进货。比如读小库的《花园小象多米诺》、《大自然》、《梁思成〈中国图像建筑史〉手绘图》,我们后来都裁减掉了,它们不赚钱。但是我们觉得这些产品非常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能把它们传递到读者手中,觉得非常遗憾。我想问一下这些书的价格是如何确定的。


白岩松:你觉得便宜了还是贵?


读者:我觉得可能是便宜了。


张立宪: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个问题。大概是从去年开始,很多同行跟我说,图书行业,一本平装书基本上进入了四零年代,即四十元以上的时代了,当然有的书定价会稍微讨巧一点,定到三十九块八。


一般来说,一本书的定价都是根据其物理成本来定,算一下纸张是多少钱,印工多少钱,用物理成本乘五,就是它的定价,大概是这个幅度。


白岩松:其实一本书价格两折的时候,就是它的物理成本。


张立宪:这里面还不包括版税、稿费、编务、设计、行政等费用,但它们也是成本。这只是一个基本的定价策略。现在有很多网店一上新书就打折,所以不是乘五,有时是乘六或者七,直接预留出打折的余地。读库的书,一般是乘四,甚至不到四,因为我们是以直营为主,没必要把价格定得虚高,所以有很多书是二十多块钱或三十多块钱,这样的话,折扣的余地就比较小。


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解决它的办法不是靠提高定价、降低折扣,否则就增加了读者的负担。这两年我想到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动销率——我们迅速把一批书卖掉,这样就能用稍微低的价格卖书。比如说,这本书首印五千本,是用五年卖光、五个月卖光,还是用五天卖光,对我们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五个月卖光,那乘三我们都敢做;如果用五年卖光,乘八可能都不够。我们希望尽量把读库品牌做得更好一点、更强一点,能够让实体店的销售走快一点,以快来抵消定价的问题。希望我们这个策略可以实现。


读者:咱们去年出了一个读小象,内容挺好,但扫封面太难识别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用这么复杂的形式来呈现,咱能不能升级改变一下?


张立宪:这个的确是问题,必须要改变。但是我们不具备这种基因。我们在电子产品方面吃了好几次亏,花了很多力气和很多钱,最后效果不好。不仅仅是我们,瑞典Bonnier集团,全球数一数二的传媒出版集团,他们做电子书也做不好,觉得再怎么着都做不过游戏公司。接下来怎么办呢?我们最近在和阿里探讨合作,他们有技术优势。我们把内容做好,把声音录好,让他们来做更好的技术呈现方式。希望能够让大家满意,用起来能够更顺畅一些。


读者:我希望六哥能谈一下关于读小库明年的计划。读小库团队在读库这个大团队中,人员大概有多少?


张立宪:读小库在读库团队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截然分开。有了活大家一起干,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发现哪个编辑更适合编哪一类的书,而不是读库和读小库的划分。这个编辑可能更适合编辑自然类的书,可能这类的书,不管是读库的还是读小库的,都归他。


读小库明年的规划,首先尽量把现在的出版规模维持好,在时间服从质量的情况下,把它们做好,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需求了。


在这个过程中,明年特别希望能够做好两个系列,一个系列是小文库本,因为真正适合高年龄段的小朋友看的书太少了。我们怎么跟小朋友讲卧薪尝胆的故事?我们希望未来不仅仅是引进版权,而且能够在国内找一些好的作者做这种原创的、大手笔的给小朋友写的小书、小文章。希望明年能够腾出手来做好这一部分,未来它应该是几十本、几百本的规模,只要我不退休就不断地邀请各类人加入其中,写一本几万字的书,一本小书,让小孩早晨把书塞到书包里,一天的课间时间就能看完。


另外一个系列是继续把科学基因、技术基因融入到我们日常的阅读中,老白说这两年《读库》这方面的基因更多了,我认为还不够,这个基因最好从孩子小学、中学就能注入,它能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甚至是某种思维、某种理念,也是一种文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文明还很欠缺。除了现有的产品线之外,希望把这两个系列做好。


白岩松:姑娘,你不觉得你应该对未来十年读小库的发展充满信心吗?老六的孩子今年出生,伴随着读小库成长,他会有更准确的直觉判断了,因为他旁边多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读者。


有个笑话说,世界那么大,跟咱没什么关系,世界好与不好是由你身边人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老六作为读库的老大是幸福的,他会有直接的身边的世界,其实就这么大的世界够了,你们所代表的这个世界。我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可我从来没办过一次跟我的观众的座谈会,只是猜测他们大致是谁,偶尔生活中会遇到。但老六是实实在在感受到在座各位提供给他的最美好的世界。


现在这个时代,多读读《读库》没什么问题,因为读《读库》就意味着不总看手机,然后能发发呆。我觉得现在最奢侈的东西就是发发呆了,《读库》是与自己相处时特别好的陪伴,这个“三陪”够厉害的,我希望它能一直扮演人与自己相处时的伴儿。你是不是应该谢谢大家?


张立宪:我们应该说选择了一条比较难的路,就是和一群最难找到的人相处,因为大伙都不怎么说话,不怎么表达感情,并且可能比我们的编辑还懂书。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又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做的行业,基本上高考状元、人中龙凤都去干别的行业了,留下来的不管有没有真本事,但至少都有真爱。这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更艰巨。


这两年对我来说,不管是职业还是个人生活,是很难的两年,也是很困顿、很困惑的两年,我又想到《悲惨世界》监制卡麦隆·麦金托什的话,人与人相处,拍档与拍档相处,同事与同事相处,最好的时间是二十年到二十五年,我们离熬到那个时间还很远呢,这中间出现任何问题都是进程中的问题,我们就奔着那个年头熬吧,熬到峰回路转。


白岩松:唐德刚说,中国现在正在穿越历史中的三峡,按他的说法还有一二十年就过去了。其实老六这一年多的时间,也正在穿越他生命中的三峡,激流险滩,但好事也蛮多的。十二年前的鸡年诞生了一个《读库》,今年又诞生了一个那么鲜活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一定要付出一些平衡、代价。咱们一起给老六加加油,赶紧走过人生中的三峡,进入到更加平稳和开阔的江面上。祝贺老六,谢谢各位。


张立宪:我们就此别过,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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