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一斑而不见全豹

发布日期:2014-07-31 00:00

先请大家读篇文章,这是我十年前做的读书笔记,摘自董乐山先生的最后一部译作《巴黎烧了吗?》。

战地记者埃德·鲍尔形容人们庆祝巴黎解放时的盛况:“要用言语来形容今天的巴黎,就像用黑白两色来画沙漠的日落。”但《巴黎烧了吗?》的两位作者做到了。本书当然不仅是新闻采写专业的参考书,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极具可读性。这是俺当年从书中撷取的若干小段落,标题是我自己加的。

 

 


君子

 

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把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


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他并不由衷的接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力、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法奸


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

 

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


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



跋涉

 

巴黎弗莱斯纳监狱的大门打开了,两千多名囚犯要被押解到德国集中营,其中有巴黎抵抗运动的领袖皮埃尔·勒福歇,他的妻子玛丽·海伦·勒福歇在监狱门口看到了丈夫。


“他活着,他活着!”她小声对自己叫出声来。囚犯们被押上公共汽车。登车的一刹那,皮埃尔冲她微微抬一下头。“他瞧见了我!”她再也止不住眼泪了。


公共汽车引擎发动了。玛丽·海伦跑回自己的自行车旁,跨上车,跟着汽车向前蹬去。


她的丈夫被押上一列火车。火车开动,她继续骑着自行车跟去。她既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但她决心要跟着丈夫的囚车去,能走多远就多远。

 

火车将她越甩越远,但她继续蹬着自行车。


抵抗组织试图解救这列囚车,未能成功,但却给了海伦时间。当德国人赶俘虏们沿着被炸毁的铁轨去新的一列火车时,海伦追上了他们。她推着自行车,在野菊丛中冲过来,到了丈夫面前。她不假思索的第一个动作是从口袋中取出一块白手帕,为他擦去眼角的污垢。


她永远不会弄清楚,丈夫身后的那个党卫军警卫为什么那么宽容,只是冷淡地耸一耸肩,就让她走在脸色苍白、步履蹒跚的丈夫身边。她的裙子轻轻地擦着他的破烂裤子,她的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她抓紧时间尽情地享受在他身边的两个小时,享受丈夫依然存在的幽默感:“我要答应你一件事情,有了这次旅行经验,我以后永远不会同你争论卧铺车的价格了。”


列车开动,那个纤小的白色身影仍旧跟在后面。两天半的时间里,她不睡不息跋涉一百八十三公里,走了去德国的四分之三路程。


红十字会最后的营救宣告失败。在南锡火车站,她双手抱着战前买的朗万牌手提包,嘴唇轻轻地翕动着,不时做个祈祷。她昂然站在那里,毫无低声下气之色,看着火车慢慢滑出车站,消失在她的视野中。


玛丽·海伦折回巴黎,但她并没有放弃。巴黎解放后,她乘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穿过美军和德军的战线,回到南锡,找到巴黎一些朋友认识的一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通过与其有过黑市交易的法国人对他施加的压力,终于说服他带她乘坐法国参谋部的汽车到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把皮埃尔领了出来,然后三人开车回到南锡,并最终把丈夫带回巴黎的家中。


那列火车上的两千四百五十三名囚犯,最后回到巴黎的不到三百人。



俘虏


19448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南泰尔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


六小时后,路易·贝尔蒂和二十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


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颊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婚礼


巴黎起义了。保尔·马斯比奥上校带着六名部下,冲进巴黎第一区区公所。


区公所里,维希政权的区长亨利·夏德维尔正要主持一个婚礼,结果被挥舞着手枪的起义者解除了职务,并遭逮捕。


在新娘的哭声中,马斯比奥上校先庄严地宣布,以解放委员会的名义,他接管第一区的区政府。然后,他用同样庄严的语调宣布,婚礼继续举行。“根据抵抗运动授予我的权力”,他完成了自己作为法国首都第一区新区长的第一个公务行动:宣布莉西安娜·提尔和纳西斯·费蒂佛结为夫妇。


站在他对面的,只有新娘,新郎身在德国一个战俘营里。等了三年的莉西安娜·提尔举行的是新郎缺席的代理婚礼。



新闻


盟军决定向巴黎发动攻击,随军记者们的新闻竞争也开始了,许多人都立誓要做从解放了的首都发出广播的第一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查尔斯·科林伍德得到一条珍贵的情报:他碰到布雷德莱将军,将军无意中谈及“看来法国第二装甲师要去解放巴黎了”。经验丰富的他知道届时可能找不到播发台,便事先录制了一则宣告巴黎解放的新闻,并将这条关于那个时刻的兴奋和戏剧性的报道送到伦敦,以备公司在那个伟大时刻来临时可以立刻向全球转播。


盟军总部的战地检查官没法听那盘录音带,就将其转送到伦敦,而伦敦的检查官以为它已经过战地检查官的审查,便将其发还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分钟之内,科林伍德关于巴黎解放的生动描述传遍了全世界,正在激战的抵抗组织、坚守巴黎的德军以及向巴黎挺进的盟军,以非常吃惊的态度收听了这则消息。


新闻发布两天后,巴黎解放的新闻发生了。没有人能抢在科林伍德之前。



利益


德国军事情报局特务鲍比·本德对盟军的联络人一一指出了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个设防工事。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一甩他双鬓发白的头发,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对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然后他把枪套解开,交给身边的法国人:“现在,我认为自己已是你的俘虏了。”


法国人告诉他,他没有时间,要到明天才能把他带去当俘虏。


按照鲍比·本德指点的路线,盟军攻进巴黎。在二十四小时内第二次,他向那个法国人投降。这次,对方接受了。



误伤


拉莱·凯里中士许诺要做第一个进巴黎的美国兵。他开着吉普超过战友,向圣克卢桥直冲过去,高兴得大声欢叫。在桥的另一头,消防员让·大卫看到这驾奇怪的车辆,那钢盔,那制服,以为这些人只能是德国兵。他端起毛瑟枪,把弹匣里的子弹一口气都打了出去。凯里被击中六枪,流着血掉到人行道上,距离巴黎的市区界线还差五十码。


凯里被送到玛塞尔·托马斯的药房抢救。他告诉周围人“不要责怪”大卫,并把口袋里的香烟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三天后,充满悔恨与悲伤之情的大卫带着一瓶酒来医院探视了他。


瘫痪的凯里被送回美国,仍与托马斯小姐保持着联系。一年后,他死于这次受伤。在写给托马斯小姐的最后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帮助了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我将永远把你铭记于心。”



学问


法军第二装甲师的“西蒙号”坦克在攻占星形广场。指挥员保尔·基尼翁中尉用战地望远镜看准一辆德军坦克,向炮手罗伯·马迪宣布射程:一千五百米。马迪校准大炮上的瞄准器的射程后,犹豫了一下,没有告诉基尼翁,便将瞄准器又转了三格,把射程定在一千八百米——马迪是巴黎人,他记起自己很久以前在法国最通用的《弗尔莫年鉴》中读到,香榭丽舍大街从凯旋门到方尖碑之间的距离是一千八百米。


马迪开了炮。


年鉴是对的。他的第一炮就打中了德军坦克。


“谢天谢地,要是我的发射向右偏两米,纪念碑就被我打掉了!”马迪说。



钟声


盟军的坦克开进了巴黎,抵抗运动组织广播号召所有教区的神父敲响教堂的钟。四年来一直沉寂无声、没精打采地挂在那里的巴黎各教堂的钟一个接一个响了起来,从城市的这一头到另一头。几分钟之内,首都的整个天空都震荡着庄严的钟声合鸣。巴黎人在黑暗中听着钟声,泪流不止。


但是,十三岁的塞维尔没有听到自己教区的圣菲利普·杜·卢尔教堂的钟声,他十分愤慨,打了好几次电话给教堂执事,电话总是占线。几天后,在为巴黎解放望弥撒的时候,这个愤怒的少年知道了个中缘由。神父在开始讲道时说:“我要感谢打电话叫我敲响钟声的所有人,我也想提醒你们,那天晚上你们在兴奋之中忘记了一件事: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上没有钟。”“没有比我们大伙捐钱买钟更合适的了。”神父建议道。


他们就捐了钱,如今圣菲利普教堂的钟楼每天都会响起钟声。



惜命


巴黎的德军投降后,仍有零星的德国兵负隅顽抗。哈里·莱特霍尔德少校逃脱了被俘,躲到协和广场海军部三楼的角落里。他听到广场上群众的欢呼声,偷偷朝外望去,看见一辆黑色敞篷汽车开进来,后座上是一位法国将军。


打死一个法国将军不失为结束他的战争的杰出办法。莱特霍尔德少校想,提起轻机枪,瞄准那个人。这时又有一个念头出现在他脑袋里:如果开枪,群众就会来搜查他,将他打死。


他不情不愿地把轻机枪从窗台上放下来,觉得不管那将军是谁,他的命都抵不上自己的命。


两年后,在一所战俘营里,这个海军军官从报纸上的一张照片,知道了他的机枪瞄准器在刹那间对准的人是谁。


那是夏尔·戴高乐。




《巴黎烧了吗?》这本书绝版多年后,读库得到译林出版社授权,于2012年重新排版制作,焕发新生。这篇笔记也流传颇广。


这样的文字,相信许多人都爱看,记得还被若干家报刊转载。当年做这些笔记时,我确是心潮澎湃,全力投入,那已不是简单的抄录,诸多段落,是从原书中进行了串联、粘贴类的重新组合。


等这篇文章在网上流传得越广,点赞得越多,我的心里却越来越怀疑——这样,真的好吗?


不可否认,这些段子都很好看,张力、戏剧性十足,励志、温情兼备,但这种零散提取,是不是对原作整体结构的伤害?比如《倚天屠龙记》,“排难解纷当六强”“群雄归心约三章”两回当然看得人扬眉吐气,大呼过瘾,但如果没有前面整整二十章的铺垫,张无忌不是那么历尽苦难遭尽憋屈,这一部分的阅读快感就会少许多。高潮是需要气场的营造和闲笔的衬托的。


事实上读整本《巴黎烧了吗?》,给人最大震撼的并不是我所摘录的十几个故事,而是1944年巴黎的八月,那种惊心动魄、铺天盖地的压迫感,成千上万人命运交织,历史画卷徐徐展开,读者的心像风筝一样被拉来扯去,推背感极强的文字节奏,以及史诗般乐章的背景声。这些,都不是几百、几千字的阅读可以得到的。


衷心希望,读者不是只满足于这种碎片式的阅读,而懒得再去阅读原著全文。尽管复述这些故事已是谈资足够,与人聊起时也宛如读过,看起来很有效率的样子。但……真的不是那样的。


把这种疑惑说与朋友,他说,这类导引式的摘录,也算是钓鱼吧。隐约展露一两处诱惑,吸引读者先窥一斑,再求全豹。


但愿如此。


编辑梅厄夫人自传《我的一生》时,我时时陷入当年的阅读情景中,对这种做法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这是我钟爱的一本书,第一次读到它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新华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内部发行本”,书名叫《梅厄夫人自传》。在此之前,我看过刘亚洲老师的《攻击,攻击,再攻击》,以及《摩萨德在行动》之类的铁幕传奇。慕尼黑惨案后,梅厄夫人的那段演讲,我还血脉偾张地背诵过——


十一名运动员的灵柩回国。在以色列的国葬上,梅厄没有参加。三天后,她才在万众瞩目中露面,代表以色列政府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分子的战斗,不管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巧妙地,勇敢地消灭他。“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当犹太人把受难者的棺木抬回故乡的时候,奥运会的火炬仍在燃烧。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她签署了对“黑九月分子”不计一切手段的追缉令,“把那些最精干的小伙子马上给我派出去!”然后对国会说:“我已做出这项决定,全部责任,由我承担。”


拿到《梅厄夫人自传》,我迫不及待地希望找到与之印证的段落。没想到,梅厄夫人提到慕尼黑惨案,只是一句话,与以色列遭到的其他恐怖袭击并列在一起,没有任何细节描述,也没提到她的那次演讲。她只是说:“我们学会了面对恐怖活动坚强不屈,我们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飞机和乘客,把我们的使馆变成一座小型堡垒,并在校园里和街道上安排巡逻。我为阿拉伯恐怖袭击的受害者送葬,探望死者的亲属。我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属于能够承受这种打击的国家……”


全书有三十多万字,这位以色列国的缔造者、犹太人的第一位女总理,没有政客那些好大喜功的辞藻,而是像一个古板而严肃的老奶奶,絮叨着自己这一生的经历,“我认识的一些人物,我去过的一些地方,尤其是我经历过的一些难以置信的事件”,简练质朴,甚至有些乏味。她也不讲究什么叙述技巧,前面两章写自己的成长和政治青春期,多少有些沉闷;刚刚展开对以色列复国主义的叙述,就先罗列了一堆其他政客的故事,让人直想跳过去看。


但就是这些老老实实、平铺直叙的干巴巴文字,让我渐入佳境,越看越迷,数度热泪盈眶,读到最后一章“道路的尽头”,写她的卸任,“然后我自己也回家了,这次是永远回家了”,“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的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我长出一口气,像伴随着走过一条漫长的生命征程,终于停下脚步,迎面有风吹过。


那次阅读体验,对我是有一定颠覆性的,让我对那类热血铁血类的文字有了免疫力。


这次重新编辑,再读当年激动过自己的文字,有了许多更新、更微妙的体会。在全书的将近三分之一处,梅厄夫人写自己访问一个集体农庄时——


一位中年妇女迟疑地走上前来。“对不起,打扰你了,”她说,“但这是那么多年来我第一次有机会来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我问道。


“一九四七年,我带着一个婴儿在塞浦路斯,”她回答说,“你救了我们。现在,我要你见见我的‘婴儿’。”


那“婴儿”已经是一个健壮、漂亮的二十岁姑娘,刚刚服完兵役。我一言未发,当着众人的面,响亮地吻了她一下,她还以为我发疯了呢。


读到这里,我那脆弱的小心灵又扛不住了。但是,如果没读过前面几十页内容,梅厄夫人和她的同事是如何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来接收来自各地的犹太难民,你就很难理解那一下短暂的、响亮的吻。


我放弃了为这本书再做一次读书笔记的想法。

编辑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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